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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之旅：洪洞大槐樹
2010-08-09 16:36:08 來源：黃河新聞網(wǎng)
 引 子 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鸛窩。 明代以來的數(shù)百年間；這首民謠在我國廣大地區(qū)到處流傳。無論是黃河南北，還是海峽兩岸，幾乎人人縈懷，婦孺皆知。它以通俗易懂的語言，簡明扼要地敘述了明朝初年山西人民向各地遷移的情況’，也在華夏民族心目中留下了悲歡離合的血淚回憶，使人們扼腕嘆息，感慨萬千。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它又鼓舞著千百萬移民后裔，尋根祭祖，觀光投資，成為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紐帶之一。 也許，不少人有過這樣一個動人心弦的經(jīng)歷，當你乘著警笛長鳴的火車，北上京津或者南下川陜，當車輪徐徐駛進洪洞車站時，許多旅客會觸電似地站起來，打聽大槐樹在哪里?棘針溝在哪里?老鸛窩在哪里?其實，大槐樹就在路旁的廣濟寺舊址，而廣濟寺就坐落在城北的棘針溝內(nèi)。如今，大槐樹上的老鸛窩依稀猶在。據(jù)記載，廣濟寺原為唐代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香火旺盛。唐宋以來，又處通衢大道，建有驛站，房舍寬廣，辦理來往公差事務(wù)。廣濟寺旁有一株漢代古槐，“樹身數(shù)圍，蔭遮數(shù)畝”。樹杈上有不少老鸛窩，年長日久，星羅棋布，時而人驚鸛飛；遮天蔽日，蔚為壯觀。而棘針溝地處汾河邊、霍山；腳下，原是一個棘針叢生的水溝，棘是酸棗樹，落葉灌木類，樹莖上長刺，堅硬如針。“棘”當?shù)厝俗x“格”，棘針溝稱格針溝，酸棗又酸又甜，紅潤如玉。每當秋高氣爽，紅棗點點閃爍于萬綠叢中，別有一番山鄉(xiāng)田園風光。而今，當年的大槐樹和廣濟寺早已毀于汾河水患，而棘針溝也已建設(shè)成幽靜典雅的大槐樹公園。幸而在古大槐樹的東邊同根孳生出第二代古槐，枯枝婆娑，昂首向天，像一位不甘沉淪的歷史老人，向今人講述那悠悠往事。更可喜的是第二代古槐又同根生出第三代古槐，如今它已枝繁葉茂，風姿綽約，正沐浴著新時代的陽光，茁壯成長。 有時，人們又往往為這樣一個問題所困惑，即不管你走到天南海北，乃至港、臺、歐美，特別是中原河南和山東、安徽一帶，一聽說你是山西人，總會有人同你攀老鄉(xiāng)。有人問：“洪洞大槐樹還在不在?”也有人問：“棘針溝如今是個什么樣?”然后親切地告訴你他祖上是從大槐樹、棘針溝遷來的。有的人還非拉上你回家聚一聚。歷史真象是：明初大規(guī)模的移民，并不僅僅遷自山西，還有江、浙及“山后沙漠”；遷出者在山西也不僅僅是洪洞人，還有澤、潞、遼、汾、沁及太原等地人。然而，為什么世世代代，眾口一詞，都說是從大槐樹下棘針溝遷出，甚至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處呢?這是因為洪洞移民是規(guī)模最大的移民，而大槐樹下又是移民的“點行處”。由于廣濟寺地處通衢大道，政府就在廣濟寺“設(shè)局駐員”，給移民發(fā)放遷移勘合及“憑照川資”。移民們由此起程，從此天各一方。誠所謂離別之處話離別，斷腸人送斷腸人。與親人分手之后，欲走還卻，移民們頻頻回首，淚眼模糊，最后只能看見大槐樹上的老鸛窩，只能記住大槐樹下的棘針溝。這樣，大槐樹、棘針溝就成為移民惜別家鄉(xiāng)的標志，成為千百萬移民后裔懷鄉(xiāng)的精神寄托。后來，不僅來自山西的移民，而且來自外省的移民，都認同大槐樹、棘針溝是他們的故鄉(xiāng)。 一、中原荒蕪河東盛 為什么600年前，也就是朋初洪武、永樂年間，要從山西特別是洪洞等地，組織這樣一個大規(guī)模移民活動呢?其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原荒蕪河東繁盛，人口分布極不均衡。 連年戰(zhàn)禍貽害百姓 元朝在中國的統(tǒng)治只有89年，雖然其間也曾盛極一時，但由于奴隸主游牧貴族的殘忍本性，很快就使得階級牙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起來。蒙古貴族聯(lián)合漢族地主，共同壓迫和剝削各族人民，使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元統(tǒng)治者通過“賜田”的手段，使蒙古王公大臣獲得大片土地，僅貴族伯顏一家就占有土地兩萬多公頃。而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被迫租種地主土地，不僅要交納五成至八成以上的地租，還要受高利貸的殘酷盤剝。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元朝的民族壓迫，元統(tǒng)治者把人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個等級。漢人和南人生活在社會最低層，他們不得打獵、習武、養(yǎng)馬、藏兵器、搞集會，甚至晚上不能點燈。還強迫他們當“驅(qū)口”，做奴隸；把他們像牲口一樣買來賣去。心狠手辣的元丞相甚至提了這樣一個建議：漢人、南人中反抗情緒最大的以張王劉李趙五姓為多，干脆把這五姓人全殺光，元朝的江山就鞏固了。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元末的形勢像一堆干柴，就等有人來點火了。而首先點燃反元怒火的。就是不久爆發(fā)的紅巾起義。當時民間流傳著一首《醉太平小令》，對元末形勢作了生動地描寫：“堂堂大元，奸臣當權(quán)，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軍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所謂“開河”，是指修治黃河，官吏們趁機撈錢。所謂“變鈔”，是指濫發(fā)新鈔，等于是變相掠奪。本來就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老百姓忍無可忍，反元起義的烈火終于燃燒起來。至正十一年(1351年)，教領(lǐng)韓山童、劉福通在黃河工地埋了一個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又四處宣傳：“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果然時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騷動。韓山童、劉福通立刻聚眾3000，殺牛宰馬盟誓，祝告天地，宣布起義。由于起義隊伍頭裹紅巾，手舉紅旗，所以又稱紅軍、香軍或紅巾軍。老百姓早就盼著這一天，于是全國各地的人們紛紛響應(yīng)起義。當時，李二(芝麻李)、彭早住、趙均用占徐州；王權(quán)(布王三)占鄧州、南陽；孟海馬占襄陽；郭子興、朱元璋占濠州；彭瑩玉、鄒普勝、徐壽輝占蘄州；方國珍、張士誠占江淮，全國起義的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勢。 于是，蒙古貴族和起義軍之間的生死較量，就在中原大地、江淮一帶，特別是冀、豫、魯、皖、蘇展開了。蒙古貴族的軍隊及地方武裝之青軍、黃軍，對起義軍的鎮(zhèn)壓是十分殘酷的。如元丞相脫脫“攻徐州”，“屠其城”；軍閥察罕帖木兒殺起義軍，“斬首萬余級”。元軍所到之處，奸淫擄掠，無惡不作，甚至抓壯丁當俘虜，殺百姓報戰(zhàn)功。當時豫、魯、蘇北、皖北的百姓，十個人中就有七八個被殺。而幾十萬人的商埠名城揚州，被殺得只剩下18戶人家。當然，滿懷深仇大恨的起義軍也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傳說朱元璋的大將胡大海當初在河南討飯，受過土豪地主的羞辱。朱元璋建都南京，大賞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到河南報仇。朱元璋怕他殺人太多，只許他在“一箭之地”，也就是幾十步內(nèi)報仇。誰想反被胡大海鉆了空子，他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的后尾，大雁負痛，帶箭亂飛。胡大海于是驅(qū)兵殺去，雁飛到哪里，他殺到哪里，見莊子就燒，見活人就殺，只殺得河南、山東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好不容易明初的戰(zhàn)火熄滅，老百姓才過了幾天好日子，卻又爆發(fā)了燕王朱棣的“靖難之役”。原來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孫朱允火文即位，即歷史上的建文帝。而這時的燕王朱棣，手握重兵，坐鎮(zhèn)北平，當然看不起他那個侄皇帝。于是借口朝中有奸臣，他要“清君側(cè)”，發(fā)兵南下，奪取江山。燕軍一路南下，首攻河北，次取河南，再掠山東，后逼南京，中原大地再次動蕩起來。由于明政府軍的節(jié)節(jié)抵抗，雙方在中原展開了長達數(shù)年的拉鋸戰(zhàn)，使江北一帶變成千里無人煙的荒地。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燕軍大敗政府軍于白溝河(河北雄縣)，殺死、溺死十幾萬人，尸首橫陳100多里。冀豫之間有個“十八村聯(lián)合會”，原來是一個鄉(xiāng)民自衛(wèi)的民間組織，也被燕軍殺得只剩下狐、劉兩戶人家。所以至今河南、河北和山東等地，還流傳著“紅蟲吃人”的故事，因為燕軍也是頭戴紅巾。只不過老百姓再不稱其為紅軍、香軍，而是叫做“紅蟲”，“紅蟲”音近“蝗蟲”，說他們像蝗蟲一樣殘害百姓。 遍地災(zāi)荒侵擾黎民 元末明初的中原人民，不僅遍歷兵災(zāi)戰(zhàn)火的禍患，而且遭受水、旱、蝗、疫的侵擾，其嚴重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據(jù)《元史》記載，僅元末40余年，旱、澇災(zāi)害，山東18次，河南17次，河北七八次。特別是暴發(fā)了被老百姓稱為“滅頂之災(zāi)”的大洪水。從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26年中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成災(zāi)。最大的如元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處同時決口，百姓被迫遷走45萬余戶，使河南大面積受災(zāi)。元末明初的蝗災(zāi)也相當厲害，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25年中大蝗災(zāi)就有十八九次。特別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冀、魯、豫等地水、蝗并至，百姓“大饑”，通州地區(qū)有個劉五，把自己的兒子殺的吃了。山東、河南的孟津、新安、澠池等地，出現(xiàn)了不少“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這種水、旱、蝗、疫的侵擾，連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也曾飽受其苦，刻骨銘心。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赤日炎炎。接著又發(fā)生蝗災(zāi)，鋪天蓋地而來的蝗蟲很快吃光了莊稼。早就餓以待毖的老百姓經(jīng)不起災(zāi)疫的折磨，于是便接二連三地死去。家住淮北濠州太平鄉(xiāng)的朱元璋，父親、母親和大哥，不到3個月相繼病死，而他連一塊掩埋親人的墳地也沒有。直到若干年后朱元璋當了皇帝，還念念不忘年輕時的這一幕悲劇，傷心地說：“生者為衣食之苦，死者急無陰宅之難。吁，難哉!”幸虧當時鄰居給了他一小塊地，才把三個親人的尸體草草掩埋。由于災(zāi)荒、瘟疫弄得家破人亡，走投無路，雖然他生得身材高大，又正年輕氣盛，但還是找不到一口飯吃。最后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剃光了腦袋，到皇覺寺當了和尚。 由于元末明初的水、旱、蝗、疫，再加上幾十年的戰(zhàn)禍，老百姓非死即逃，使得中原一帶田地荒蕪，人煙稀少，不少富庶地區(qū)，也變得荊棘遍地，瘡痍滿目。當時的河北平原，荊榛叢生，積骸成丘，人煙斷絕；一向文化比較發(fā)達的漢中地區(qū)，也是荒草茫茫，虎豹出沒。特別是長江邊上的揚州城，從唐宋以來就是南北交通樞紐，亭、園、樓閣，繁華異常。唐代大詩人李白的詩中寫道：“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lián)P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送孟浩然之廣陵》)從而使揚州古城更加出名。而元末地主武裝青軍元帥張明鑒攻占揚州城后，由于軍隊搞不到糧食，就殺城里的老百姓當軍糧。而昔日繁華的亭臺樓閣，也統(tǒng)統(tǒng)被拆毀當木柴燒。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收復(fù)揚州后，新任命的知府嫌舊城空曠難守，就在城西南部截下一個角落，筑起新的城墻，算是揚州的府城。 元末明初，由于許多地方人煙稀少，土地荒蕪，政府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或者撤州并縣。當時河南省遭受的破壞最大，從明朝建立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經(jīng)過20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人口數(shù)量仍然很低。據(jù)成化《河南總志》統(tǒng)計，信陽、裕州、考城、柘城、夏邑、寧陵、新蔡、沁陽、鎮(zhèn)平、新野、胙城、唐縣等12個州縣，人口仍在千戶以下。所以，把名城開封由上府改為下府，河南等地布政使所管轄的州改縣有12個，縣合并的有60處。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把全國不足3000戶的30多個州一律改為縣。比如，南陽府的盧氏縣改屬陜州，金華府的蘭溪州、臺州府的黃巖州、湖廣地區(qū)的龍陽州、湘潭州、寧州、信州等，都在明代初期改州為縣。明政府之所以如此大規(guī)模地調(diào)整行政區(qū)劃，縮減行政建制，完全是順應(yīng)元末明初人口劇減的應(yīng)急之策。 山西中原人口失衡 正當中原大地戰(zhàn)火蔓延、災(zāi)荒肆虐的時候，素有表里河山之稱的山西省，卻別有一番富庶景象。這是因為，山西的地理本來就占優(yōu)勢，東有太行，西有呂梁，南倚黃河，北靠長城，自古以來易守難攻，十分險要。加上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地下礦藏豐富，所以百姓生活比較安定。據(jù)史書記載，當時的中條山是“千樟松柏”，“檜柏交錯”，柿林滿地，交城山、姑射山也是“老柏滿崖”。而那時汾河水也是碧波蕩漾，可以行船，漢武帝劉徹《秋風辭》說：“泛樓船兮濟汾，橫中流兮揚素波。”到明初也沒太大的改變。同時，山西還有一家兩代盤踞的老軍閥，即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父子。這兩個軍閥雖然也心狠手辣，但為人十分精明.從來不在山西打仗，一個勁地把戰(zhàn)火往外燒。比如，他們也鎮(zhèn)壓紅巾起義軍，卻跑到河南、河北和陜西去打仗。后來，又和另一軍閥孛羅帖木兒爭奪地盤，把孛羅帖木兒堵在大同一帶打，就是不讓戰(zhàn)火燒到山西內(nèi)地來。雖然，軍閥們心里打著自己的鬼算盤，但客觀上卻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頭。 正因為如此，元末明初的山西，和其他省比，老百姓的生活相對地安定富裕。如元代興盛時期，意大利商人馬可· 波羅在《游記》中，對山西的不少地方進行了描述。例如：“太原府，這城是很大很華麗的，城中工商業(yè)很多。”寫到“平陽府城，城市很大，也很重要，有許多商人。人民以商業(yè)同手工為生”。而對晉南的河中府即蒲州城，描寫得更為詳細：“河中府城商業(yè)手工皆極興旺。那里出產(chǎn)絲、生姜、高梁萱、香草，同許多別的香料，皆是沒有販運到我們這些國的。各種金絲布在那里制造的很多。”元代共統(tǒng)治了八九十年，由盛而衰也只是三四十年，又由于山西戰(zhàn)亂、災(zāi)荒較少，所以安定、富庶情況變化不大。元代人種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寫到：當今普天下戰(zhàn)火蔓延，黃河南北白骨遍野，只有山西、河東一帶老百姓人丁興盛，“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活得有滋有味。可見，元代的山西，特別是晉南，始終是人口興旺，比較繁榮。 于是，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據(jù)《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再從人口密度來看，同樣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這樣，山西“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連朱元璋也認識到“山西民眾而地狹”。這時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應(yīng)從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鄭州知州蘇琦提出“時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20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侍郎劉九皋又奏請遷移山西之民以實中原，終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認可。于是拉開了—場轟轟烈烈移民活動的序幕。 二、生死離別話遷移 數(shù)百年來，黃河南北，海峽兩岸，直到港、臺、歐美，人們總是津津樂道地傳說洪洞大槐樹移民。然而，明初洪洞大槐樹移民究竟是個什么情況呢?人們一直在傳說著，猜測著，希望有個比較可靠的說法。 槐鄉(xiāng)移民知多少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說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走的，實際上遠遠不止如此。根據(jù)《明史》記載，“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辦法進行移民。這個范圍是相當大的，包括現(xiàn)在的晉中、晉南、呂梁和晉東南等地區(qū)。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區(qū)劃，所謂太原指太原府，轄6個州20個縣；平陽即平陽府，轄6個州29個縣；澤是澤州，為省直隸州，轄4個縣；遼是遼州，省直隸州，轄2縣；沁指沁州，省直隸州，轄2縣；潞是潞州，省直隸州，轄6縣；汾指汾州，省直隸州，轄3縣。這樣，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個縣。在當時關(guān)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條件下，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沒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樹下是當時最大的移民“點行地”，在后來的歷史上影響特別大，移民后裔們自然也就樂于認同這樣一個出發(fā)地了。 關(guān)于移民的次數(shù)，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經(jīng)學者們的反復(fù)考證，洪武、永樂兩朝共有17次。簡單的情況是： 洪武六年(1373年)，從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鳳陽墾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從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鳳陽墾荒。因為是冬天，政府發(fā)給移民過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從山西招募2.4萬戶百姓從軍，后又都復(fù)員為老百姓，就地安置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從山西的澤州、潞州，挑選“田少丁多”或無田之家，遷往彰德、正定、臨清、歸德、太康等地墾種。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張從整等116戶自愿外遷屯田，戶部給予獎勵，讓他們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軍都督朱榮向朝廷報告：由山西遷居到大名、廣平、東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給他們2.6萬頃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軍都督府僉事李恪等遷移山西百姓，到彰德、衛(wèi)輝、歸德、臨清、東昌等地栽桑種棗，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馮勝、傅友德與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從軍，共設(shè)16個衛(wèi)所。大約是平陽府選了9衛(wèi)，太原、遼、沁、汾選了7衛(wèi)，每衛(wèi)5600人，共有9萬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軍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戶，分別遷至彰德、衛(wèi)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萬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戶部核實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遷至北平各府、州、縣。 永樂二年(1404年)九月，從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從以上地區(qū)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縣吏李懋等214戶人愿到北京為民，戶部給他們發(fā)了安家費。 永樂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戶部從山西的平陽、澤、潞及山東的登、萊等州，招募了5000戶到北京的上林苑監(jiān)，牧養(yǎng)栽種。 永樂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向朝廷申請到北京、廣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宮等府州縣為民，開荒種地，依律交稅，得到政府的獎勵和資助。 綜上所述，明初從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樂十五年(1417年)，近半個世紀中，從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數(shù)百戶，甚至上萬戶，前后人數(shù)達到100萬以上。回顧我國歷史上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漢代僅限于屯墾戍邊，并沒有形成全國規(guī)模；三國割據(jù)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墾興盛，但安史之亂以后廢弛；宋代重文輕武，屯田時盛時衰；元代全國興屯，但很快天下大亂。所以說，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官方移民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遷移路上血淚情 朱元璋從小當和尚，討過飯，親身受到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在死亡線上掙扎了許多年，所以他能注意到農(nóng)民的疾苦，在移民過程中實施了一些優(yōu)惠政策。他說：“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有一次，他讓人帶著太子朱標到農(nóng)村去，親眼看一看農(nóng)民的衣食住行。回來以后諄諄告誡太子說：“現(xiàn)在你可知道農(nóng)民的勞苦了吧!”因此，在移民屯墾時，政府不僅發(fā)給他們路費、耕牛、種子、農(nóng)具和一定數(shù)量的糧食，還規(guī)定3年不征賦稅，甚至永不收稅。但是，這畢竟是一場生離死別的大遷徙，異鄉(xiāng)陌路，關(guān)山重重，使移民們聲聲情，步步淚，充滿了離愁別恨。一部民族遷移史就是千百萬勞動人民的浸滿血淚的拓荒創(chuàng)業(yè)史； 在遷移途中，移民們備受折磨。山西的老百姓世世代代生長在黃土地上，汾河兩岸，誰愿意拋妻舍子，遷往他鄉(xiāng)呢?于是地方官不僅是強制，而且施用伎倆把他們騙到大槐樹下邊來。河南偃師縣《滑氏溯源》中就談到：“一說山西遷民不遷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驟然行文，獨遷洪洞’。”所以來洪洞躲避遷徙的人，一個也逃不掉，只好乖乖地被押解上路。還有的傳說更動人，說大槐樹下有個鳳凰村，村中有人在朝中當大官，村民們就托他向皇上說情。果然不久，朝廷下令，別的村子都遷移，只有鳳凰村例外。于是人們紛紛來此投親靠友，暫避一時。誰知沒過幾天朝廷又是一道圣旨：“凡是鳳凰村的必須外遷，不然滅族。”這時人們才知道上當了，然而為時已晚，只好含恨走上了遷移路。 “故老相傳談軼事，問君足指果如何”。這是近代洪洞人王篤誠詩中的一句。說的是人們不管到天南海北，要證明你是不是大槐樹下的鄉(xiāng)親，只要脫下鞋襪看看小拇腳趾就行了。原來當年被騙到洪洞大槐樹下的老百姓，一聽說凡是來此者一律遷走，一個個又哭又鬧，呼兒喚女，就是不走。于是官府就強制人們登記，發(fā)給憑證，而且每登記一人，就逼其脫掉鞋襪，用刀在小拇腳趾上砍一刀，做為記號，以防逃跑。一直到今天，幾百年過去，移民后裔雙腳的小指甲都是復(fù)形，據(jù)說就是砍了一刀的緣故。這個傳說聽起來的確離奇，是不是生活的真實情況，還有待于人類學、遺傳學去考證。但是它卻反映了明初強制移民的基本事實，反映了人們對官府的仇恨心理，這又成了一種藝術(shù)上的真實。 那時候還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叫“解手”，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仍然使用，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百姓們被迫登記以后，為了防止他們途中逃亡，官兵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長繩串連起來。那時候，遷徙路上，到處是一串串的移民，他們一步三回頭，天愁地也愁。在押解過程中，由于長途跋涉，人們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繩子拴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報告說：“老爺，請解手，我要大小便。”這樣子日復(fù)一日，人復(fù)一人，次數(shù)多了，日漸簡化，只要說上一聲：“老爺，我要解手。”官兵們就明白要大小便，于是解開繩子讓他們方便。所以從那時起，“解手”就成了方便的代名詞，以后又發(fā)展為小便稱“解小手”，大便稱“解大手”。不知道當時情況的人們，只是把這當作一個詞語的變遷；知道當時情況的人們，自然能體會到移民們悲憤無奈的心情。 在異地他鄉(xiāng)，移民們骨肉分離。在官兵們的押解下，移民攜妻牽子，艱難上路。由于關(guān)山重重，披星戴月，難免發(fā)生骨肉分離的悲劇。河南溫縣《王氏家譜》記載道：王海和妻子郎氏，在洪武初年，被迫帶著四個孩子，由山西洪洞縣遷移到河南鞏縣的南河灣。王海覺得南河灣雖然不錯，但還想找個更好的地方。于是把妻子、長子和次子留下，暫時寄居到附近人家。而自己帶著三子、四子北渡黃河，再找新居，幾經(jīng)周折，定居于溫縣南王鎮(zhèn)。等他到鞏縣去迎接妻兒時，沒想到妻兒已經(jīng)安家，不愿再搬了。于是夫妻兄弟，隔河相望，分成了兩家。如果說，王海一家骨肉分離，還有點自愿，而河南永城崔金明一家卻是被強制分居。據(jù)永城縣《崔、謝、張、陳族譜·引》記述，其始祖崔金明，籍貫山西，家在洪洞，洪武三年(1370年)，一聲令下，遷居河南。本來是不必全家都去的，可是一家人骨肉情深，要帶老大、老二，則老三、老四不高興，要帶老三。老四，而老大、老二也要去。于是一家人舉家南遷到豫東永城縣的艮方清涼集。誰知朝廷又下來命令，同姓的移民不允許同居一村，崔家一家只好分為崔、謝、張、陳，找了四個地方住下，出入相望，地等距離，繁衍為四個村莊。所以族譜說：“一姓雖分四姓，四姓乃屬一脈。即開越制之嫌，更免生離之悲。” 以上移民骨肉分離，或自愿，或被逼，總還心里有數(shù)，還有不少移民，山重水復(fù)，不識路徑，一家人活活跑散。據(jù)山東定陶縣“彎子張”莊的《張氏譜序》說，始祖張三老，本住山西澤州陽城縣，自明時洪武年間，遷居于定陶縣，當時一家人從官府領(lǐng)了席片耕具，順東南而來，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終于來到沙山寺北約1公里的地方。當時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當爐灶，勉強建成一個家。而窩棚四周則是荒草茫茫，渺無人煙，只有幾只狐兔，間或出沒草叢間。剛來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著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鄉(xiāng)，心里別提多難受了。沒想到五更天的時候，忽聽到東南方向有公雞打鳴。張三老想：“有雞就有人家。”天剛放亮，就到雞鳴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慶，而且是張三老的表兄。于是“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表兄弟抱頭痛哭一場，又搬到一處居住。 遷移到異地他鄉(xiāng)的山西百姓，四顧茫茫，舉目無親，想盡各種各樣的法子，把飄零在外的骨肉聯(lián)系在一起。現(xiàn)居河南段曲村的申姓移民后裔，原本是山西潞州潞城縣大貢村人，其始祖申任道兄弟18人，姐妹6人，原是一個大家族。明朝初年也被迫集中到洪洞縣，然后再分頭遷移到不同的地方去。據(jù)涉縣段曲村《申氏墓碑》記載，一家分手之時，痛哭流涕，始祖申任道砸碎了一口鐵鍋，讓親人們一人藏起一塊，作為日后相認的標記。山東曹縣劉莊的《魏劉氏合譜· 序》也記載道：予族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遷民詔下，條款具備，律歷森嚴，凡同姓者不準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暫離手足之情，無奈改為兩姓，銅佛為記，傳流至今500余歲依然存在。據(jù)后人回憶，始祖兄弟二人，名為光祖、亮祖，銅佛則可能是一個模樣的兩尊佛像。而更多的移民們則是以大槐樹為記。如河北省河間縣申魯村高家在自己家門口栽了棵槐樹；保定府西關(guān)的謝德先開了個名叫“老槐茂”的醬菜鋪；河南省確山縣更有槐樹廟村、大槐樹村、槐樹莊；河南偃師縣寇店韓寨村《趙氏宗譜》說，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經(jīng)、營、槐、顯，“顯”意為“鄉(xiāng)”，合起來就是“經(jīng)營槐鄉(xiāng)”。 三、移民后裔遍四海 “生生世世說前因，同是楊侯國里人。莫道淵源無考證，私家記述最為真。”這是洪洞人王篤誠寫的《詠大槐樹》詩，洪洞古為楊侯國。多少年來，傳說洪洞移民后裔遍布全國，乃至港臺、歐美，但究竟遷移到何處，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近年來，洪洞縣志編纂辦公室向全國征集移民資料，有20多個省市、400多個縣的移民后裔寄來族譜及墓碑、祠堂碑文。經(jīng)過疏理歸納，反復(fù)考證，才初步理順了當年移民的脈絡(luò)。即除西藏之外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現(xiàn)都生活有移民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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