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尋根之旅：洪洞大槐樹
2010-08-09 16:36:08 來源：黃河新聞網(wǎng)
 寂寥中原重點區(qū) 1、河南省 元末河南是元軍與紅巾軍反復(fù)爭奪的地區(qū)，百姓逃亡，土地荒蕪.自然是明初移民的重點省份。據(jù)明洪武、永樂年間行政區(qū)劃?河南布政司轄開封、汝寧、南陽、河南、懷慶、衛(wèi)輝、彰德，共7府、12州、88縣。除彰德府所轄的磁州、武安、涉縣現(xiàn)屬河北省外，其他州縣仍屬河南。據(jù)征集來的家譜碑文來看，當年移民分布在河南省的新蔡、原陽、新鄭、唐河、確山、社旗、上蔡、永城、臨汝、偃師、內(nèi)黃、新鄉(xiāng)等78個縣。而最集中的是大名府(時屬河北)所轄今河南數(shù)縣、彰德府所轄1州6縣、懷慶府所轄6縣、開封府所轄6州36縣。 河南省移民洪武朝遷來者最多，永樂朝次之，其他朝遷來者為極少數(shù)。據(jù)民國20年河南《修武縣志·遷民表》中統(tǒng)計了79個家族的情況，絕大多數(shù)是遷自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此表詳細列出600年來每個家族的繁衍、發(fā)展情況。其中世系最多的已發(fā)展到24代，最少的也有15代。這79個家族迄今已繁衍到4326戶、2.93萬人，戶均6.79人。 明初移民到達目的地后，以屯分為里、甲，與土著居民以社分為里、甲相區(qū)別。河南汲縣發(fā)現(xiàn)一塊明代遷民碑，原文中有“衛(wèi)輝府汲縣：山西澤州建興鄉(xiāng)大陽都為遷民事系汲縣西城南雙蘭屯居住”字樣。遷來時郭全為里長，后來這個屯因移民居多，就由雙蘭屯叫成了郭全屯。碑文還記載著“里長郭全，下人戶110戶”，于“洪武二十四年仲種月日碑記”。至今，河南還有不少以姓或名命名的村莊，如林縣的崔家莊、劉家屯、和尚屯，輝縣則有趙寧屯、馬正屯等。 2、京、冀、津 向京、冀、津地區(qū)移民，主要集中在永樂年間，洪武年間僅為少數(shù)。根據(jù)史籍記載，永樂皇帝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充實京畿地區(qū)的實力，先后8次從山西移民。移民的分布地主要是北京、廣平府、正定府、順德府、大名府、保安州，以及所屬的冀縣、井陘、河間、束鹿、東光、獻縣、平鄉(xiāng)、邯鄲、涿縣、安國、棗強、魏縣、清苑等70多個縣。 北京市大興縣地名辦公室調(diào)查，全縣526個自然村，有110個自然村是因洪洞移民設(shè)置的，而以移民姓名作村名的就有45個。在北京市郊區(qū)，更有許多以移民原籍命名的村莊，如長子營、趙城營、紅銅(洪洞)營、蒲州營等等，說明這些村的居民都是明初從山西的長子、趙城、洪洞和蒲州等州縣遷去的。以原籍地名作為新籍地名，表示永不忘本，寄托了移民們的悠悠鄉(xiāng)思。 清朝末年，那個曾經(jīng)上疏變法圖強，興辦洋務(wù)運動，因而在近代史上頗有名聲的張之洞，也是洪洞移民的后裔之一。時人胡鈞曾撰寫了《張文襄公年譜》，談到：“公諱之洞，字薦達，號香濤……先世山西洪洞縣人，明永樂二年，遷山右民實畿輔。”張之洞的先祖也從洪洞縣遷來，從洪洞縣遷移到當時河北的郭縣(現(xiàn)屬通縣)。先祖名張本，本生子張立，立生子張端，張端在南直隸繁昌縣狄港當巡檢，又從郭縣遷移到天津南皮縣東門印子頭，號稱“東門張氏”。 在河北省定縣沙河古道上，有一個萬戶人家的大村莊，至今人們?nèi)苑Q其為“一家莊”。原來500年前，一對青年夫婦，被迫從洪洞遷移，臨走時請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說：“天皇皇，地皇皇，平安無事上東方。”于是小夫妻下山東，轉(zhuǎn)河北，最后孤零零地定居在沙河古道上。爾后這一家人丁興旺，生下二女六男，分別取名為大河、小河、大水、小船、五孩、六孩、七孩、八孩。以后子子孫孫，代代相傳，直到81口人才分家，后來這地方也就成了萬余人的“一家莊”。 3、山東省 元末明初，處在黃河下游的山東省由于黃河泛濫，災(zāi)疫流行，再加上“靖難之役”，戰(zhàn)火連天，因而人煙稀少，土地荒蕪，成為明初移民的重點地區(qū)之一。當時山東移民最多的是東昌府、濟南府、兗州府、萊州府、青州府，涉及現(xiàn)在的滕縣、肥城、益都、聊城、兗州、汶上、曹縣、濰坊、鄒平、武城、嘉祥、商河、定陶、沂水、金鄉(xiāng)等59個縣(市)。 山東嘉祥縣地名辦公室在地名普查中發(fā)現(xiàn)，全縣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樂年間為山西移民設(shè)置的。滕縣地名辦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發(fā)現(xiàn)，該縣共有自然村1265個，設(shè)置時間分別是戰(zhàn)國前34個、漢代4個、隋代4個、唐代27個、宋代45個、元代45個、明代687個、清代365個、民國10個，新中國建國后26個。從戰(zhàn)國至今2000多年中，明代只占260多年，可在明代設(shè)置的村莊竟在半數(shù)以上，這足以說明當時移民之眾。 明初有個袁公正，字成甫，曾隨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戰(zhàn)，屢建戰(zhàn)功，官拜鎮(zhèn)威將軍。明朝統(tǒng)一后，首要的大計，是移民墾荒。袁公正又自動報名，舉家從洪洞遷至山東曹縣黃崗集落戶。當時彳艮受朱元璋欣賞，親賜一塊“袁氏題名玉碑”，還給他提升了三級頭銜。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約20公里處的關(guān)王廟北土崗上安下家來，取名“袁家固堆”，并題詞曰：“洪洞分枝老門第，曹州安居舊家風。” 山東曹縣的《王氏家譜·序》中，還記載了“一槍王”的故事。談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舉家由洪洞遷居這里。由于王良一路上總帶著一支長矛，于是就為莊子起名為“一槍王”。這個莊子風水實在不錯，“左山東右直隸，乃兩省之邊界；前氵雍水后沙山，為一方之勝地”。于是王氏建陽宅(村莊)于河北，建陰宅(墳地)于河南，兄東弟西，六門同居。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爭榮，宗族旺盛，由“一槍王”變成了“千家王”。但是，“門戶雖別，乃是一家之人”；后人雖多，“乃不忘一槍之王”。 4、皖、蘇、鄂、陜、甘、寧 安徽、江蘇、湖北等省，既是朱元璋起兵反元的根據(jù)地，又是他與陳友諒、張士誠爭奪的地方，因而“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而地處西北的陜西、甘肅、寧夏，與山西隔河相望，相去不遠。元末軍閥擴廓帖木兒父子盤踞山西，與陜西的軍閥李思齊多次大戰(zhàn)，致使陜、甘、寧等地也屢遭戰(zhàn)火涂炭，所以，朱明王朝建立后，也曾多次向這些地區(qū)移民。據(jù)后人考證，鄂、蘇、皖地區(qū)的移民，安置于豐縣、沛縣、徐州、南京、蕭縣、宿州、亳縣、鳳陽、安慶、利辛等23個縣(市)；陜、甘、寧地區(qū)的移民，安置于韓城、白水、澄城、合陽、蒲城、眉縣、岐山、麟游、甘谷、天水等30多個縣(市)。 安徽安慶市有一本《閻族簡史》，記述其始祖閻德佑，原籍山西太原府某地，元末天下大亂時漂泊到渝州(今重慶)的巴縣，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流落到夷陵地區(qū)(今宜昌市)，在荒無人煙的地方，“挽草”為業(yè)，艱難度日。閻氏家族不久定居于此。 湖北隨縣的邱、沈、汪、溫、張都是從洪洞遷去的。洪武二年(1369年)，汪氏始祖汪世華，號霖雨，以軍職遷移到汪店后死去，子女們便在此地落戶為生。因此，其家廟對聯(lián)寫道：“羅山衍李宗友遠，霖雨流芳世澤長。”羅山指汪氏原籍洪洞羅山，霖雨即汪氏始祖汪霖雨，由此足見汪氏移民的一片苦心。 陜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較多，大概是與山西一河之隔距離近的緣故。據(jù)征集的譜諜看，武功縣的戴氏、麟游縣的趙氏、邢氏、扶風縣的劉氏、彬縣的陳氏、固源縣的鄭氏、米脂縣的楊氏、并氏、眉縣的劉氏，其先祖都是明初從洪洞遷去的。 甘肅省的甘谷縣，全縣土著只有王、姚、李三姓住三個村莊，其余全是洪洞縣的移民。甘谷縣金川鄉(xiāng)有一家原姓人家，弟兄三人除一人留金川縣，另二人又分別遷移到西城與陜西蔡子河。原先人們都以為他們是甘谷土著，后在原家莊挖出一塊明代萬歷年間原氏恩賜之碑，上邊刻有“先祖系山西大槐樹下遷去”的字樣。 5、山西本省內(nèi)遷徙 元末明初，說山西安定富庶，主要是指太原以南，即晉中、晉南、晉東南等地區(qū)。當時移民較多的太原、平陽二府，潞、澤、沁、遼、汾，也多在以上地區(qū)。至于當時的晉北、晉東等地，也還是地多人少，比較荒涼的。所以，大槐樹下的移民，不僅僅是移向中原、西北和江淮，在省內(nèi)不少地方也有移民遷居。比如，太原的薛氏、陽城的張氏、靈石的韓氏、五臺的趙氏、平遙的王氏，等等，據(jù)說都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去的。 祁韻士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地理學家，他寫了一本《萬里行程記》，書中談到：“余世祖河東公，本大槐樹下人，明初遷居壽陽。”原來壽陽祁氏是山西的一大望族，其始祖祁旺于元朝末年從洪洞遷居壽陽，世世代代務(wù)農(nóng)，到第12代才出了“士子”。祁韻士是他家15世裔孫.致力于蒙古回部歷史地理研究，在學術(shù)界享有很高的聲譽。而祁韻士的第五個兒子祁雋藻，是道光、咸豐朝的宰相，鴉片戰(zhàn)爭時期。堅決主戰(zhàn)，是林則徐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就連統(tǒng)治山西30多年的閻錫山，也是洪洞大槐樹移民的后裔。山西省政協(xié)編寫的《閻錫山統(tǒng)治山西事實》一書，寫道閻錫山祖籍洪洞。閻錫山之父閻書堂去世時，閻錫山所寫的《哀啟》中曾說：“先世于明洪武初，由洪洞縣棘針溝遷居陽曲縣坡子街，繼而遷居五臺縣長條坡，終乃定居河邊村，遂隸籍五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徐向前，是山西五臺縣人。在他所著《歷史的回顧》中寫道，聽長輩講，我家祖上是幾兄弟從洪洞遷居，落腳五臺山下。永安村的徐姓屬遷居始祖的第三分支之后裔。到我這一輩是十九世孫。可見大槐樹的傳人中，確實出了不少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以及文化名人。 、 輾轉(zhuǎn)遷移遍神州 綜前所述，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陜、甘、寧、晉等省市。然而數(shù)百年間，峰回路轉(zhuǎn)，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輾轉(zhuǎn)遷到云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臺等地。特別是近幾十年里，遷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關(guān)東”、“下南洋”，建國后的城市知青“支邊”、“上山下鄉(xiāng)”，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探親、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跡，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明末吳三桂降清后，被封為平西王，他率軍轉(zhuǎn)戰(zhàn)陜西、四川、貴州、新疆、云南等地，部下兵卒不少人是冀、魯、豫移民的后裔。由于不愿附逆，常常中途逃亡，于是就有不少人散居在上述各地。 清王朝建立后，關(guān)外空虛，土地荒蕪，為了恢復(fù)生產(chǎn)，清政府一再鼓勵向東北移民，甚至實行“能招之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的政策，于是“闖關(guān)東”的移民浪潮一直洶涌了數(shù)十年，并延續(xù)到民國年間，山東、河北等地遷移到東北的移民有百萬之眾。當時移民最多的是山東沂水、黃縣，日照、莒縣、濟寧、臨清次之，其中沂水縣十人之中有八九個到了關(guān)外。而這些地區(qū)恰是洪洞移民分布的地區(qū)，于是不少移民后裔便轉(zhuǎn)遷到東北地區(qū)。 大陸解放前夕，南京政府的一批軍政要員隨蔣家父子登上孤島——臺灣，閻錫山家族也紛紛出國定居。比如，閻錫山的次子閻志寬和其女閻樹榕定居美國；閻錫山的四子閻志敏、五子閻志惠，閻錫山的堂弟閻錫圻等紛紛遷居美國。其堂弟閻錫垌全家遷居臺灣，閻錫塏全家分居于臺灣和美國，堂妹閻慧靜則隨其丈夫薄以眾留學法國。連閻錫山的外祖父曲成義，岳父五臺縣建安徐家，也有幾十人去港、臺以至國外定居。 近現(xiàn)代以來，隨著一次次移民浪潮，華工“下南洋”，去美國當勞工；留學生赴五大洲各國留學，國民黨軍政要員及其后裔遷居國外等等。所以說，移民后裔遍四海并非夸大之詞。 四、槐鄉(xiāng)一線天下重 明代初年，朱明王朝大規(guī)模地從山西洪洞向各地移民，其直接目的當然是增加賦稅，充實國力，但客觀上遠不止于此。它對中華民族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在我國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提高了生產(chǎn)力 明初洪武、永樂年間，經(jīng)過幾十年的移民活動，全國人口普遍增加了，從而大大提高了生產(chǎn)力。根據(jù)官方的統(tǒng)計，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國有1065.43萬戶，5987.33萬人。永樂元年(1403年)有1141.58萬戶。6659.83萬人。從洪武十四年(1381年)到永樂元年(1403年)，僅僅過了22年，全國就增加了76.05萬戶，672.50萬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時，全國統(tǒng)計的人口是6054.58萬人，這個人口數(shù)比元代的極盛時期，元世祖大統(tǒng)一時代的5365萬人，約增加700萬人。當時不僅全國人口普遍增加，而且各地區(qū)的人口逐漸趨于平衡。例如，從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萬歷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山西省的人口除大批遷出外，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的緣故，約增加了20%的人口；河北省的人口由于大批地遷入，再加上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長，共增加了兩倍。洪武二十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少315.98萬人，到了萬歷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只少2.57萬人，可以說基本上接近了。而這時全國除邊遠省份外，內(nèi)陸各省如浙江、江西、山東、河南等，人口都在500萬以上，湖廣、陜西400萬以上，四川300萬以上，人口數(shù)量大體上趨于平衡。 在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的明代，人口增加就意味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大批少地和無地的農(nóng)民對土地的渴求得到滿足。再加上國家有意扶持、獎勵的政策，極大地刺激了農(nóng)民墾荒種地的積極性。河北省宛平縣召城里弓齊通，從山西靈石遷來，短短幾年就開墾“荒地三百畝”；藁城張大名，從山西代州遷來，帶著兒子張滿、張記，沒過幾年，也“墾田千余畝”。從全國的情況看，據(jù)《明實錄》的統(tǒng)計，洪武元年(1368年)，全國耕地面積不過180多萬頃，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增加到366萬余頃；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增加到387萬余頃。隨著耕地面積的增加，各種農(nóng)作物的產(chǎn)量也大大提高。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后軍都督府報告說：彰德、廣平、大名等地移民598戶，計收谷、粟、麥300余石，棉花183萬余斤。二十八年(1395年)又報告說，彰德等四府，屯田38l頃，屯租233萬余石，棉花502萬余斤。又據(jù)《明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征收賦稅的米、麥、豆、谷達3270多萬石，比元代每年征收的121l萬石增加了近兩倍。而且，由于賦稅收人的增加致使許多府、州、縣升格。如元末殘破、凄涼不堪，被新任知府截下一個城角作府城的揚州，也在洪武八年(1375年)，以每年十幾萬石的稅收，由下等府升到了中等府。 鞏固了邊防線 明朝初年，雖然蒙古統(tǒng)治者的殘余勢力被趕到荒涼的沙漠中，但明朝的邊防線并不是鞏固和太平的。洪武元年(1368年)，明軍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順帝北循漠北，可他仍保有相當大的實力。其“引弓之士不下百萬”，“歸附之部落不下數(shù)千里”。并經(jīng)常派兵南下騷擾，以圖卷土重來。后來，蒙古貴族又分裂為韃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更是不斷侵擾明帝國的邊境。為抵抗蒙古殘余勢力的侵襲，明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除沿邊防線從東至西設(shè)立了9個邊防重鎮(zhèn)外，還得不斷地出兵北伐蒙古，從而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永樂年間，明成祖北征，其中一次就用騾子34萬匹，兵車17.75萬余輛，民夫23萬余人，運輸糧食37萬多石。 屯田戍邊，自漢代以來就是我國防守邊疆的一項重要措施，而以漢武帝屯田戍邊，防備匈奴為最典范。明初，由于兵禍災(zāi)疫，土地荒蕪，國力匱乏，許多有識之士提出“屯田戍邊”的主張。喜歡自詡為漢高祖劉邦的朱元璋，早就欣賞漢代的屯田戍邊政策，他說：“屯田以守要害，北馭夷狄之長策”。并常常用趙國李牧、漢初趙充國屯田戍邊的事例教育群臣。不久他就下令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到山西布政司，宣傳募民軍屯的事情。從前文所述明初山西的17次移民中，有兩次是到邊疆屯墾戍邊的。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馮勝、傅友德等到山西募民從軍，屯田于大同、東勝，建立了16衛(wèi)。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又征調(diào)山西馬步官軍2.66萬人到塞北筑城屯田。 應(yīng)當說，明初的屯田戍邊辦得很不錯。老百姓應(yīng)募軍屯，叫做軍戶。軍戶由國家分給土地，平時屯田自給，戰(zhàn)時從軍打仗。由于所產(chǎn)糧食既充軍糧，又當官餉，所以大大減輕了政府的負擔。據(jù)統(tǒng)計，明洪武年間全國軍隊180萬人，按當時規(guī)定的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那么就會有120萬軍士參加屯田。大約共墾荒89萬余頃。所繳稅糧數(shù)目也不小，據(jù)史書記載，最多的一年是永樂元年(1403年)，收糧達2345萬斤，占到當年國家所征稅糧的43%，可見當時屯田戍邊的成績之大。難怪朱元璋拍著胸膛夸下海口：“養(yǎng)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至于對蒙古殘余勢力的抵御，屯田戍邊的作用就更明顯了。洪武年間，朱元璋沿邊設(shè)關(guān)，分地屯守，并經(jīng)常派兵出擊，大破元兵，收到了“漠北掃平”的效果。永樂年間，朱棣嚴守邊防，屯田自固，“峻坦深壕，烽堆相接”，并四次親征韃靼，從而消除了邊患。然而永樂之后，放松了屯田戍邊，邊防就松弛下來，以至發(fā)生了“土木之變”。永樂皇帝朱棣死后僅僅25年，即明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zhèn)就在河北懷來的“土木堡”，被蒙古族的瓦刺俘獲。當瓦刺軍押著明英宗攻至北京城下的時候，著名的民族英雄、兵部尚書于謙，率領(lǐng)京師軍民進行了轟轟烈烈的京師保衛(wèi)戰(zhàn)。雖然，這位民族英雄后來被復(fù)辟的明英宗殺害了，但他卻留下一首萬古不朽的詩篇《石灰吟》：“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促進了科技融合 隨著洪洞移民后裔走向全國各地，使地域之間的聯(lián)系加強，從而擴大了人們的社會交往，促進了各地的科技融合。移民到了新地區(qū)后，必然帶來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和生產(chǎn)技術(shù)，從而優(yōu)化出一些新的科技成果。例如，河北省萬歷年間的《廣宗縣志》記載，廣宗縣的老百姓有十分之七是從山西遷去的，故：“晉唐遺風”，這就是“男力稼穡，女勤織紡”。山西是周代“叔虞封唐”的地方，當?shù)啬懈椀纳a(chǎn)生活方式，自然隨洪洞移民流傳到河北。而河北宣化地區(qū)的科技融合就更明顯了，由于當?shù)貫檫吔劓?zhèn)，為明代九個邊城重地之一，所以此處全國各地移民都有。于是，這里的“土木工自山西來，巾帽工自江西來”；而其他匠人由外地遷來的就更多。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工匠各有一技之長，他們互相切磋，工藝大有改進。 表現(xiàn)在科技融合方面的還有一個試種水稻的故事。現(xiàn)在的人們津津樂道天津的“小站大米”，可是明代初年河北北部根本不種水稻，天津周圍茫茫堿地更不能種糧食。后來有一個外地遷來的移民，提出開溝引水洗堿種稻的建議，于是當?shù)毓俑偌聛淼囊泼裢吞锓N稻，結(jié)果‘一畝產(chǎn)稻四五石。后來又擴大墾荒規(guī)模，得地18萬余畝，招流民3000戶，派士兵2000人一起屯種。通過興修水利，洗堿種稻，使當?shù)氐募Z食品種增加，產(chǎn)量也不斷提高。 除了移民們自發(fā)地交流生產(chǎn)技術(shù)外，明代各級政府還大力組織百姓學習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shù)。據(jù)明代人召坤著《實政錄》記載，當時山西省榆次、太原等地的民間紡織風氣很盛，省府就組織了十幾名教官，培訓全省的木匠，教他們制造紡車、織布機。又傳令各縣衙門，督促鄉(xiāng)官們把無事的婦女造冊報官。然后用官庫的銀子買下棉花，每家發(fā)放一斤，掌印官按簿登記，督促婦女們學習紡織。同時還制定了賞罰措施。于是，一年之間，有上千家學會紡織。不到兩年，全省婦女紡紗織布蔚然成風。 擴大了文化交流 明初中原等地的移民，既有來自山西洪洞的，也有來自江淮一帶的，還有“山后沙漠”的。這些地方除“山后沙漠”外，都有較高的文化造詣，山西金元以來即為戲曲之鄉(xiāng)，而江淮自宋代以來就文化繁榮。隨著移民們的雜處同居，文化交流自然而然地就擴大了。當時，南方的秧歌傳到了北方。秧歌又叫插秧歌，原來產(chǎn)生于盛產(chǎn)水稻的淮河兩岸，是民間插秧季節(jié)、喜慶豐收或男女歡戀時的一種歌舞形式。隨著移民的流動，秧歌也流傳到北方，特別是山西的晉中、晉南一帶。山西至今仍有太原秧歌、河東秧歌、武鄉(xiāng)秧歌、臨縣秧歌、沁源秧歌、祁太秧歌，等等。每到節(jié)慶時候，群眾就鬧起秧歌來。其節(jié)目有《王小趕腳》、《繡花衫》、《小姑賢》等等。形式短小精悍，充滿生活情趣，群眾又稱其為“耍耍戲”。 東北的“蹦蹦戲”也傳到了關(guān)內(nèi)。山西、河北早年有一種歌舞叫“落子”，即“蓮花落”，開始是幾個人手持一尺多長的“霸王鞭”，綴以幾枚銅錢，或搖著“蓮花落”，即用繩子連在一起的七個竹板，邊舞邊唱，煞是有趣。而東北的“蹦蹦戲”，又稱“奉天落子”，曲調(diào)活潑自然，擅長表現(xiàn)生活。這兩種歌舞活動，音調(diào)相近，形式相似，在移民們的傳播下，結(jié)合成當前的一種劇種——評劇。近年來，河北省評劇團演出的《楊三姐告狀》，以電影藝術(shù)傳播到全國，深受廣大觀眾的喜愛。 令人驚奇的是，洪洞移民竟把晉南的戲劇傳播到江蘇徐州。明末清初，黃河兩岸的蒲州和同州，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戲曲叫山陜梆子，又稱“亂彈”或“桄桄子”。元末明初這個劇種的雛形，就由洪洞移民傳播到江淮流域，江蘇徐州盛行的梆子戲即由此而來。時人于道欽寫了一本《江蘇梆子戲概述》，談到江蘇“豐縣蔣門、蔣花架子(藝名)約生于乾隆十年，系由洪洞縣遷來，居住蔣家樓，會戲300余出。他還精通音樂，自備衣箱、樂器，教授過眾徒弟”。以后蔣花架子的徒子徒孫們，如李科、蔣狗皮領(lǐng)子、許錢為、黃景坤等，又在江蘇、安徽辦科班收徒弟。僅豐縣1-00年來，就辦了100多個科班，培養(yǎng)出演員2000余人，鼓手、樂師1000人。江蘇梆子和蒲州梆子不僅在樂器、唱腔、伴奏方法上有許多相通之處，而且許多劇目都是一樣的，如《反徐州》、《破洪州》、《殺狗》、《小姑賢》、《薛剛反唐》等等。 五、600年來游子情 移民后裔 情系古槐 歲月流逝，滄海變遷。明初大槐樹移民活動距今已有600年。80年代中期，洪洞縣志辦征集到大量的證實明初移民史實的譜牒、碑文，字里行間流露出移民后裔那濃濃的思鄉(xiāng)念祖之情。他們不論身居何地，因受到父輩的教誨和影響，雖經(jīng)歷十幾、數(shù)十代的人世變遷，思念故土之情卻依舊未減。他們雖說不出故鄉(xiāng)是山西哪個縣哪個村，但洪洞大槐樹卻像一面旗幟一樣，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家族譜牒中約80%的移民后裔自認洪洞縣是故鄉(xiāng)。不少人干脆就說祖籍“洪洞大槐樹老鸛窩”或“祖居大槐樹棘針溝”。移民在遷入地定居之后，都喜歡在房前屋后栽種槐樹。這種深綠色的高大喬木寄托著他們對故園的思念和憧憬。在河南、山東不少地方，私家祠堂匾額上書：“派衍洪洞”、“祖籍槐鄉(xiāng)”等，還可看到許多念故懷鄉(xiāng)的楹聯(lián)。 近代的有識之士，紛紛將對故里的悠悠深情編書纂文以示紀念。1921年與1931年，洪洞人景大啟、柴如禎曾先后匯集《大槐樹志》兩冊。林中園等人于1988年編纂出版了《洪洞古大槐樹志》一書，書中搜集了許多序跋、詩詞、譜牒等。游子濃濃的思鄉(xiāng)之情躍然紙上，讀來感人肺腑。清光緒末年任江蘇候補知縣的劉大觀，寫過這樣一首五絕： 此地別故鄉(xiāng)，明代遷移忙。 五百余年后，古槐民不忘。民國初年，在山西陵川縣任承審員的柴鴻漠寫過一首詩曰： 汾水之濱大道旁，古槐舊址映斜陽。 窩稱老鸛曾遷客，屋上飛鳥久別鄉(xiāng)。 憶昔扶疏同蔭樾，迄今愛戴比甘棠。 行人返里尋遺跡，父老相逢話梓桑。貴州人曾肇嘉、謝師炎及民國初年任洪洞縣知事、后任山西民政廳廳長的河北人孫奐崳、清光緒年間任廣西慶遠知府的李春浦、湖北隨州人李兆麟、山東肥城人朱家垣等都寫有緬懷故鄉(xiāng)、歌頌大槐樹的詩詞。此外民間還流傳著許多移民心向大槐樹的民謠、順口溜、故事和傳說。湖北隨州一帶就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 山西的山，山西的水，山西古槐是鄉(xiāng)里。 槐樹大，大槐樹，大槐樹下我們住。 雙小趾，手背后，遠離山西娃娃哭。 娃呀娃，你莫哭，山西有俺的大槐樹。 祖祖輩輩住山西，娃長大了也回去。 在河南嵩山腳下，還流傳著這樣一個美麗的傳說。話說山西大槐樹下，有個李廣清。明初他家被迫從山西遷往河南。遷移路上，他肩挑行李，扶著年邁的母親，身后跟著妻子和一雙十五六歲的孿生子。路途中，只見田地荒蕪，野草叢生，數(shù)十里杳無人煙，更看不到村舍。這一天走到嵩山腳下，眼前突然出現(xiàn)一片迎風翻滾的金黃麥浪。一家人驚喜萬分，有莊稼便有人家。可不，麥浪中兩個像仙女般漂亮的姑娘正在割麥子。因又熱又累，姑娘的臉上淌著汗，紅樸樸的，十分招人喜愛。李廣清打量著麥田，發(fā)現(xiàn)這里麥子長得奇特，麥粒全長在麥葉上，一片葉子只長有一粒麥子。便吃驚地說：“姑娘，這一畝地能收多少麥子啊?”一位姑娘回答說，“不多，四石吧(1石＝100斤)”。因當時生產(chǎn)力低下，一畝地一般收一、兩石麥子。廣清老漢便以為她開玩笑，連連說：“這不可能，不可能尸另一位姑娘笑著說：“你要不信就住下來，我們給你幾畝地的種子，你試試看。”李廣清高興地回答：“行啊，行啊。”于是全家人便在嵩山腳下安頓下來，與兩位姑娘做了鄰居。平日兩位姑娘很照顧他們，不時幫他們的忙。一年過去了。經(jīng)過全家人的辛勤勞作，莊稼長得出奇的好。收割后一算，可不，一畝地足足收了四石小麥。廣清一家對兩位姑娘非常感激。日月如梭，光陰似箭，不幾年，廣清的兩個孿生兒子長成了壯實的大小伙。一來二去的，他們與兩位姑娘情投意合，終于結(jié)成了百年之好。母慈子孝，夫妻和睦，一家老少三代過著幸福生活。兩兒媳不但把家務(wù)料理得井井有條，而且?guī)蛷V清安排生產(chǎn)事宜，冬去春來，熱熱鬧鬧的春節(jié)剛過，兩兒媳便先后分娩了。一家老小喜氣洋洋，日子過得紅紅火火，又添丁進口，真是喜上加喜啊。突然有一天兒媳們失蹤了。廣清一家急得發(fā)瘋，四處打聽尋找，沒有一點消息。剛出滿月的孫子卻開口對爺爺說了話：“爺爺，別著急。我媽回外公家去了，她們是神仙，是為了幫你們過上好日子才來嵩山的。她們要你們今后多幫助其他老百姓，讓大家都過上好日子。”廣清老漢以為自己在做夢，剛滿月的孩子怎么會開口說話?忙揉揉眼睛，老眼沒花；擰擰大腿，也知道疼，這才相信是真的。便連連答應(yīng)著：“好孫孫，爺爺記下了。”從此李廣清廣做善事，凡有移民到來，便幫他們蓋房買地，送給他們良種。久而久之，嵩山腳下漸漸繁盛起來，這里成為老百姓心中的圣地。時至今日，遠遠近近的老百姓還到嵩山旅游朝圣呢。 更有在外地為官的文人學士，募資樹碑，以紀念當年移民事件，歌頌大槐樹。早在清末，洪洞人景大啟、劉子林等在山東等地為官，宦游中常聽老百姓說自己是從山西洪洞大槐樹的老鸛窩和棘針溝遷來的，深感洪洞大槐樹在移民后裔心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是廣為募捐，籌建了古大槐樹移民遺址。并在民國3年建成了碑亭、茶室和牌坊。其中，碑亭建在原古大槐樹生長處，亭中樹拓碑一座。高一丈五尺，寬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紀念”二字；碑陽鐫刻“古大槐樹處”五個隸體大字；碑陰刻有碑文，簡略記述了移民史實。茶室建在碑亭西側(cè)，三間四柱，供人小憩。柱上刻有楹聯(lián)兩副，其一日： 香挹行襟留快飲，蔭清古道倚斜陽；橫批飲水思源。牌坊建在碑亭南20余步遠，四腳三門，飛檐斗拱。牌坊橫額陽刻“譽延嘉樹”，陰雕“蔭庇群生”。橫匾兩面刻有詩四首，其一日： 木本水源流澤長，依依楊柳認村莊。 行人還里前蹤記，遺愛深情比召棠。 由于千百萬移民后裔都有懷念祖先之心，因而洪洞大槐樹還有庇護鄉(xiāng)梓、捍御外敵之功勞。辛亥革命時，趙城(與洪洞相毗鄰，現(xiàn)屬洪洞縣)人張煌殺死了清朝巡撫陸仲琦。不久又因山西革命軍響應(yīng)辛亥革命起義，袁世凱派新巡撫張錫鑾部下盧永祥率兵進攻山西革命軍。盧部到趙城后，放假3天，官軍搶劫殺戮，奸淫婦女，無惡不做。無論貧富賤貴，老百姓全部遭了殃。當時家居趙城，在陜西作官的張瑞璣上書山西巡撫張錫鑾，控訴盧部所犯罪行：“城無市，鄰無炊煙，雞犬無聲，墻壁傾圮，城深三尺。”然而當清軍出趙城繼續(xù)南下，進入鄰縣洪洞境內(nèi)時，卻是另一番情景。清軍個個循規(guī)蹈距，人人下馬祭拜并紛紛說自己“回到老家了”。他們不但不再胡作非為，反而把自己從別處搶來的心愛之物供奉于大槐樹下，跪地羅拜。近人揣測，盧部軍士多是京津、河北、河南、山東一帶人。其中移民后裔定不在少數(shù)。世代相傳留下的訓誡：“洪洞大槐樹是老家”在他們心中根深蒂固，故而看見大槐樹，不由得肅然起敬。 海外華人 心向華夏 明初洪洞移民最初的分布地是中原地區(qū)和黃淮流域。隨著時間的推移，滄海桑田的變換，移民后裔輾轉(zhuǎn)流遷，現(xiàn)在全國大陸幾乎每個省份都生活著山西洪洞移民的后裔。 隨著一次次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洪洞移民后裔中，也有不少人遷到東南亞、歐美等國，特別是流遷到和大陸一衣帶水的臺灣省。當蔣家王朝被趕出大陸，隨其登上孤島的人中，自然不乏洪洞移民的后代。雖然時移境遷，移民后裔依然在關(guān)注著祖國的變化。這種懷念故土、眷戀古槐的情緒在海外文人學士中尤為突出，各種有關(guān)記述散見于海內(nèi)外各類報章雜志中。例如，祖籍河北高陽縣的齊如山，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吾族于明永樂二年由山西洪洞縣遷來。山東、河北兩省于該時遷來者不少。大家都說是由大槐樹底下遷去的。清朝末年，有許多河北的軍官重回山西，又尋到大槐樹之所在，蓋當時遷民時，都在此處聚集，再往各處出發(fā)。所以眾口一詞說大槐樹底下是家鄉(xiāng)。”臺灣的李書華先生在《李石曾先生及少年時期》一書中寫道：“李氏原為山西洪洞縣人，明永樂二年遷至河北高陽縣。”祖籍河北深縣的李金洲在《海外憶往補遺》中自認：“李氏家族自明初燕王棣定居河北后，由山西洪洞移民來此。”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大好形勢，旅居海外的僑胞和華人后裔，本著愛中華、思故鄉(xiāng)之心，紛紛回國或通過一定途徑尋親謁祖。1985年，緬甸太原王氏家族會曾致函當時的太原市市長王茂林，請求幫助查找有關(guān)太原王氏家族的情況。1986年，泰國王氏家族會致函國務(wù)院華僑辦，通知南京、太原兩地代為查詢其宗親史料。現(xiàn)太原王氏研究會已找到確鑿證據(jù)，證實了太原王氏的根在太原，其始祖是周靈王太子晉，從而圓滿解答了緬甸和泰國王氏宗親的疑問。在河南民權(quán)縣《太原王氏家譜·序》中有這樣的記載：“粵自洪武定鼎，吾祖由太原洪洞而遷于直隸大名府邑東南隅，距城五十里許之毅村……”漂流在異國他鄉(xiāng)的華人多是外出謀生的勞苦大眾，因文化水平所限，生活環(huán)境又異常艱苦，一般都無法續(xù)寫家(族)譜。即使寫有家(族)譜，也會因年代久遠或各種條件所限，而難以搜集到。因此類似太原王氏家族的情況，先從山西洪洞遷居他處，而后再轉(zhuǎn)遷他鄉(xiāng)乃至海外的，理應(yīng)不在少數(shù)。 現(xiàn)在約5000萬華人及其后裔分布在全球五大洲的100多個國家與地區(qū)。雖說他們并不都是洪洞移民的后代，但其中不少人與洪洞移民卻是有一定淵源的。海外游子們無論身居何處，總在關(guān)注著祖國的前途和命運，他們牢記自己是炎黃子孫，根植于華夏大地，牢記自己是移民的后代，期盼著故鄉(xiāng)的崛起。不少像閻錫山那樣的軍政要人后裔，現(xiàn)在旅居國外。他們經(jīng)常與故鄉(xiāng)的親友旁支聯(lián)系，關(guān)心著故鄉(xiāng)的經(jīng)濟發(fā)展，在國內(nèi)投資辦企業(yè)等。移民后裔身上表現(xiàn)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對廣大海外僑胞、海峽兩岸人民來說就是：“愛我祖籍之地，父母之邦，愛中華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數(shù)以百萬華人僑胞正積極尋求共識，加強海外游子與祖國的聯(lián)系。在祖國各地，甚至遠在港、澳、臺、東南亞以及歐美的華人心中，洪洞大槐樹是炎黃子孫的根，是連結(jié)所有華夏兒女的精神紐帶之一。每年清明時節(jié)，都會有不少海內(nèi)外游子輾轉(zhuǎn)來到山西洪洞，朝拜父輩口中那充滿傳奇色彩的大槐樹，參加當?shù)嘏e行的尋根祭祖活動，以共同發(fā)展古槐文化。 朋友，如你有興趣尋根，想搞清你祖上的家世淵源，不妨去一次洪洞古槐公園，相信你會不虛此行的。 來源：黃河新聞網(wǎng) 編輯：馮媛
|
|
|
|
|
|
|
| 商訊
|
專題
|
各地新聞
|
|
|
點擊排行
|
視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