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起民主共和的旗幟。這是一件有著破天荒意義的大事。民主共和，是同君主專制相對立的。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幾千年實行的都是君主專制制度。皇帝被稱為“天子”，仿佛代表著天意來實現人間的統治。他的話就是“金口玉言”，是斷然違反不得的。“君為臣綱”之類的說教，經過幾千年灌輸和熏陶，仿佛已成為天經地義，連產生一點懷疑的念頭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要從如此沉重的傳統束縛下擺脫出來，提出以另一種政治制度來代替君主制度，其難可想而知。遠的不說，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實還是皇帝；戊戌維新運動，希望靠光緒這個“好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變法；義和團運動，旗幟上寫的還是“扶清滅洋”。中國同盟會的宗旨中明確規定要“創立民國”，這是一個全新的觀念，而且從此逐步深入人心。同盟會的《革命方略》寫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這些話在今天看來似乎平淡無奇，但在當時確實產生了石破天驚的震撼力量。
辛亥革命時期的先進中國人是向西方學習的。但那時西方國家內部的種種社會矛盾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暴露出來。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之間的急劇分化、社會主義思潮的迅速傳播，引起孫中山的極大關注。他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英國進行實地考察后寫道：“兩年之間，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孫中山在潛心學習西方的同時，已敏銳察覺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陰暗面，這在一百多年前是難能可貴的。
在近代，中國人面對的問題成千上萬，許多人常不知該從何下手。孫中山從千頭萬緒的現象中，提綱挈領地提出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這三個目標，并且堅決主張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它。這就指明了一個新的方向，集中地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為什么當時會有那么多人奮不顧身地奔集到孫中山高舉的旗幟下來，原因就在這里。盡管孫中山并沒有找到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道路，但這些目標的提出畢竟激勵著不止一代的中國人不斷地向前奮斗。辛亥革命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但它的歷史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辛亥革命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孫中山是當時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這個評價是深刻的，完全符合實際的。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敗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它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那么，辛亥革命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應該說，這兩個方面同時存在。
結束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這是改變中國歷史面貌的一件大事。親身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在六十年前曾很有感慨地說：“對于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并不足怪，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這場變革，為中國人走向獨立和解放的道路掃除了一個巨大的障礙物。此后，無論是袁世凱稱帝還是張勛復辟，都只能曇花一現，立刻遭到全國人民的普遍反對，很快歸于失敗。歷史的發展畢竟無法倒轉回去了。
誠然，民主共和制度在當時的中國只是徒具形式，但這個形式在人們觀念上引起的深刻變革決不能小看。中國人歷來講究要“名正言順”。孫中山說：“在南京所訂民國約法，內中只有‘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一條是兄弟主張的。”有了這一條，民主共和便成了“正統”，人們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在這種情況下，各種政黨、社會團體和報章雜志像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政治生活空前活躍，民主精神普遍高漲。它為中國的繼續前進創造了重要條件。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社會上迅速掀起一個如火如荼的興辦實業的熱潮，對中國工業化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
南京臨時政府還采取許多移風易俗的措施，如：剪除發辮，改變服飾；廢除跪拜、請安等禮節，代以鞠躬、握手；取消大人、老爺等稱呼，代以先生、君等。這些措施的實行雖不徹底，但在正式場合仍可看到和過去有明顯的不同，從而使人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
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皇帝歷來被看作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被懷疑，不可以被拋棄？
辛亥革命離五四運動只有七年多，中間的發展脈絡清晰可見。可以說，沒有辛亥革命，便沒有五四運動，便沒有以后歷史的發展。這不是過甚其詞的夸張，而是歷史前進必經的階梯。即便南京臨時政府很快就結束，袁世凱又建立起北洋軍閥的統治，但已經發生了的變化是誰也無法全部抹掉的。把辛亥革命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歷史性巨大變化，它是當之無愧的。
說辛亥革命又是失敗了，這同前面所說的是不是自相矛盾？不是。這次革命并沒有達到它所預期的目標，沒有能從根本上改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對中國的統治，沒有真正實現民族獨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支配地位沒有受到削弱，在農村沒有出現一場社會大變動，中國近代社會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得到解決。革命的果實又落到舊勢力的代表袁世凱手里。中國仍是一個貧窮、落后、分裂、混亂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人們不能不說辛亥革命失敗了。
辛亥革命的失敗，同樣也給后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導致失敗的原因，除客觀的力量對比懸殊以外，這場革命的領導者所代表的社會力量還很薄弱，政治上也不成熟，確實存在嚴重的弱點：第一，他們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政治綱領，許多人在推翻清朝政府以后便以為大功已經告成，失去了繼續前進的明確方向。第二，他們沒有發動并依靠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下層勞動人民，因而在強大的舊勢力面前便覺得自己孤立無援，找不到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力量源泉。第三，他們沒有形成由一大批有著共同理想和嚴格紀律的先進分子組成的黨，作為革命隊伍的核心力量，因而難以在極端復雜的環境中頑強地進行堅韌不拔的斗爭。在當時還不成熟的中國社會歷史條件下要解決這些問題是做不到的。
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振興中華，實現祖國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這是一個宏偉而艱巨的目標，決不是靠一兩次革命沖擊就能實現的，也不可能在一兩代人手里完成。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來的共和國，照搬了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的模式。許多人興高采烈，把事情想得很簡單，以為民主共和國既經成立，人民生活在優良政治之下，進步一定很快，種種根本改革都將順利實現。可是，事實卻使人大失所望：普選徒具形式；多黨制成了拉幫結派，黨同伐異；議會里大多是一些政客在那里吵吵嚷嚷，爭權奪利；國民黨在大選中取得國會議席中的大多數，但對國民黨的實際作用卻很少裨益。熱切的期望，得到的卻是冰冷的回報。等到袁世凱代表的舊勢力作好了準備，突然猛撲過來，就連那些形式上的東西也被拋到九霄云外。種瓜得豆，這真是創業者始料不及的。
但是，歷史不會在此停步不前。在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面前，舊的路走不通了，中國的先進分子便不能不開始新的探索，尋找新的出路。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寫道：“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大體上有兩種：年長的大多參加過辛亥革命，并且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朱德等；陳獨秀雖然沒有參加同盟會，但同樣積極地投身辛亥革命，并且擔任過獨立不久的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年輕一些的大多也受到這次革命的深刻影響，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
林伯渠描述了自己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歷程：“從同盟會起到民國成立后十年中，自己親自參加了每個階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爭，經過了多少的挫折失敗，也流盡無數志士的鮮血，然而反動勢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統治著中國，政局的澄清總是那樣遙遠無期。雖然對于造成這種形勢的真正原因還不完全了解，但總覺得不能再重復過去所走的路，應該從痛苦的經驗中摸索出一條新路。”他又說：“從自身的經歷中，也體驗到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所走向的是共產主義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過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于是慢慢地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了這路不通，終于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里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
由上可見，早期共產黨人在思想上幾乎都受過辛亥革命風暴的洗禮和激勵，成為他們投身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起點；隨后，又從辛亥革命的失敗中接受了教訓，看到它存在的嚴重弱點，認識到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是不可能的，必須尋找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繼續向前走。他們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幫助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走到工人和農民中間去，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腳踏實地地開始新的斗爭，終于找到了正確的前進方向，找到了足以把祖國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的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經過長期的不屈不撓的斗爭，經過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前進，終于領導人民取得了輝煌勝利。
來源：《人民日報》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