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月,北半球已普遍感受到不同尋常的暖冬氣候,已經有預測稱,2007年將是有史以來最溫暖的年份。這些現象發出了一個氣候變化的強烈信號,而這正是全球變暖帶來的結果:北部許多地區將經歷更溫暖的冬天和更炎熱的夏天,而目前氣候溫暖舒適的地區將變成沙漠。
全球變暖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各種熱帶疾病將更加廣泛流行;海平面將上升幾十厘米;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熱帶地區的颶風和熱帶風暴,將到達離赤道更遠的地區,并將襲擊還沒有進行預防性建設的許多大城市。
如果說富國或許還有能力以相當大的代價來應付這些變化的話,許多窮國卻很難做到從容面對。而對那些較之人類更加處于弱勢地位的對動物和各種生物來說,后果也將是非常嚴重的。一些動物可以無奈地遷移,但有些動物卻無處可去。
更為嚴峻的問題還在后面。隨著以上相關問題的出現,政治沖突、人口遷移、疾病擴散都將不可避免,而這一切無疑會威脅到國際局勢的穩定。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京都議定書》表面上是環境問題,實質則是經濟、能源、社會和政治問題。這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世界上會有那么多國家和組織對布什政府提出政治上的批評。
而來自美國國內的壓力也讓布什政府感到頭疼。已決定參加2008年大選的約瑟夫.拜登就曾與盧格共同呼吁布什政府回到關于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中。在他看來,作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同時也是唯一沒有簽署這份國際協定的主要工業大國,美國有責任采取行動。拒絕就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之外采取進一步措施進行商談不僅是不可接受的,并且讓其他國家有借口維持現狀。 至少是在這個方面,美國不僅沒有起到“領導”作用,還扮演了拖后腿的不光彩角色。
同樣的壓力還來自媒體和環保社團,人們強烈地要求布什政府采取行動保護美國人民不受全球變暖的影響,顯而易見的是,在這一問題上,沒有一個人或一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
新的壓力還來自企業界,1月22日,包括美國鋁業、通用電氣和雷曼兄弟在內的10家美國大公司,一同向布什總統施壓,敦促他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采取更積極的行動。而同一天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歐洲商界領袖將環境保護視為政界人士應最優先考慮的問題。
而其他一些企業,則以它們在環保問題上的作為和意識,給白宮帶來別樣的觸動。在沃爾瑪CEO李.斯科特看來,“全世界都懂得經濟和環境完全不必發生沖突”,他不認為環保是企業經營中的障礙,相反,“環保也許是全球性公司保持活力和競爭力的一條最佳路徑?!倍?杜邦公司更是承諾到201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減少685%,國際汽聯則決定每年在墨西哥種植超過1萬顆樹木以吸收全球各地汽車賽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綠色思維也帶來了綠色收益。根據“保護全球組織”的數據顯示,那些投入在環保項目上的數千萬美元并沒有就此打了水漂,這些項目不但為企業帶來新的資源和機會,而且大大改善了在公眾面前的形象,“如果一個企業的形象是重視環保、有愛心和社會責任感,并以可持續發展作為公司長遠的目標,那它不但能夠擁有更多的公眾支持者和忠實顧客,而且更容易贏得投資人對它的信任”。
同樣的,無論是在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中,對環保主題的關注和努力也正在成為事關執政能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大問題。顯而易見的是,人類需要全球性的一致行動,在那些關乎人類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有所作為,而在這種行動中的表現,將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大國的國際威信。在許多美國學者感慨的美國軟實力的損失過程中,《京都議定書》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即便是在國內政治中,對環保問題的態度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政治家的形象,影響到政府與國會及其他組織的關系。在去年的中期選舉中,人們注意到,許多人之所以競選議員或州長取得成功,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所具有的“綠色”意識。而這些人在當選之后,也將不可避免地繼續在環保等問題上有所作為,從而形成了美國社會的“政治綠化”現象。
這使人們很自然地想起馬克.吐溫的名言:“每個人都談論天氣,但是很少有人為它做點什么?!钡幸稽c不同的是,對那些期待有個“綠色”未來的政治家來說,僅僅談論天氣已經不夠了,還必須切實地為改變“天氣”做點什么。而21世紀,為人們推開的,已是一個綠色政治時代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