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到如此地步，成因多元。首先是戰后美國出于冷戰戰略的需要，短時期內逆轉對日政策，從徹底削弱到重新武裝，導致清肅軍國主義的民主化改革戛然而止，戰前政治的邪惡基因得以存活。此后，在吉田茂路線下，保守政權長期引導民眾將目光聚焦于經濟增長，錯失了就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展開全社會層面總結和反思的機遇，導致一旦氣候適宜，則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同時，日本長期追隨美國，也直接助長了其戰后國際秩序觀的扭曲。冷戰時期，日本對重大國際問題的政策與美國保持高度一致，養成了對美追隨的思維慣性，漸漸習慣于“透過美眼看世界”。近年來，日本聯合國外交的獨立性有所增加，但系出于對有別于美國的那部分自身利益的考量，國際秩序觀更傾向于偏狹。

改變觀念比改變政策要難得多。在謬誤充斥的秩序觀驅使之下，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正在通過裹挾民眾，將原本屬于是與非、善與惡的斗爭轉化為東亞地區國家、民族之間的對立與仇視。其急于擺脫“戰后政治”與自說自話、掩耳盜鈴式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不僅將導致日本自身的國際孤立，更會沖擊地區和平穩定大局，為東亞的未來蒙上陰影。目前，日本與鄰國的對立已經在朝與整個國際社會對立的方向發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敦促日本領導人就歷史問題“深刻反省”、具備“展望世界未來的視野”，引發日本政府的強烈反應，這不禁令人聯想到1933年日本“憤而退出”國聯的歷史場景，以及此后其戰略決策中日漸增加的非理性成分。這種非理性最終升級為一種同歸于盡式的賭徒心態，即東條英機在決策偷襲珍珠港之際所講的，“從清水寺縱身躍下的決心”。日本要向何處去，值得國際社會密切關注。

（作者楊伯江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來源：中國日報網 編輯：劉夢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