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年前法國總統戴高樂（1890-1970）在柬埔寨發表演講，如果說這時期屬于戴高樂時代話，那么中國導演王家衛在電影《花樣年華》中插入了這位政治家抵達高棉帝國首都吳哥窟的新聞則完全是出乎意料的。這也許有很多解釋，但在高度詩意的影視創作中插入如此一個現實片段表明了戴高樂已經隱隱地根植在在中國人心理中。

“如果中國蘇醒，整個世界將為之震撼”，這已經老生常談了。人們經常認為這個斷言是拿破侖（1969-1821）說的，也許他根本就沒有說過。1965年9月9日，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戴高樂表達過一個更確切的觀點，“中國的深度改革將會使她成為引領全球的角色，這已初見端倪，也在重塑世界，意義非凡。”

時間證明了戴高樂的預言，中國的復興逐漸修改著世界權力的分布，方式平和，沒有中斷過，也沒有出現什么暴力。

2014年1月27日，也就是馬年來臨的倒數第三天，人們將開始慶祝中法建立外交關系50周年。從法國角度而言，對北京政府的完全承認說到底是一個人的決定，這個人便是戴高樂，他是法國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也是20世紀世界政治中的巨人。

1964年宣言之后，《時代》雜志緊接著發表了一篇報道，評論了從黎塞留 (Richelieu) 到戴高樂時期的法國外交，這篇報道論及最新世界態勢，給人的感覺是戴高樂的突破性進展具有世界性反響，意義重大。報道中說，“在20世紀，作為一個國家，法國元氣日消……然而，上周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卻明顯發生了，法國重新又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國重新作為世界權力的重要標志便是，戴高樂不顧華盛頓方面的反對，承認北京共產主義政權作為中國的政府，盡管這一舉動將會嚴重破壞美國在亞洲的政策。”

在20世紀60年代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戴高樂對中國的判斷是很有遠見的，也證明了他從似乎更加壯觀但對歷史的影響無足輕重的現象中識別基本歷史趨勢的能力。

戴高樂的睿智與戰略性思考不僅表現在中法特殊關系建立之初，這種開創性決策的精神在未來中法合作中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參考點。

1949年只有蘇維埃集團的成員立即承認了新中國政權。雖然瑞典、丹麥、瑞士、列支敦士登和英國在毛澤東（1983-1976）在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之后與之建立關系，法國卻是第一個歐洲列強中與北京在大使級層面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

當法國教育部長貝耶（Lucien Paye, 1907-1972）作為戴高樂的第一任大使1964年5月27日抵達北京時，已經15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與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處于斗爭之中，而且與自己的兩個龐大鄰國印度與蘇聯也正在發生沖突。

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遜（1908-1973），民主黨人，堅持對中國進行全面抵制，積極支持美國對越南進行大規模軍事干預的政策，以阻止他所擔心的共產主義擴張之勢。況且在1962年，印度在喜馬拉雅山區與中國解放軍由于邊境爭端發生沖突。另外一種中蘇分裂的跡象是赫魯曉夫（1894-1871）在有關中印兩國復雜關系的問題上傾向于支持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1889-1964）。

二戰后由于美國在世界秩序上獨特的主導地位，尼克松在70年代訪華是當時最重要的地理政治上的轉折點。評論者經常從美國的三角外交對之進行論述，這種外交關系的形成是由于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競爭引起的，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美國用起了中國慣用的“以夷制夷”的戰略。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設想并精心安排了這種外交政策的轉變，尼克松的國家安全顧問承認了法國將軍戴高樂在外交上的前見（1994），“有趣的是，第一個看出中蘇分裂引起的內在機遇的人是歐洲外交老人戴高樂。”遺憾的是，基辛格在《論中國》（2011）一書中忽略了戴高樂時期法國發揮的先驅作用，似乎自己，隨著時間的流逝，想成為最初的開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