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以他自己所謂的中法之間的“親近性”結束了自己的發言。有些人選擇強調兩國之間的不同，戴高樂卻堅持兩國的共同點與相互吸引之處，這無疑是正確的選擇。從康熙皇帝（1654-1722）與路易十四國王（1638-1715）遠而莊嚴關系開始，到左宗棠（1812-1885）與日意格 (Prosper Giquel, 1835-1886) 之間的合作，或者李石曾（1881-1973）與他的支持者赫里歐 (édouart Herriot, 1872-1957) 或奧拉爾 (Alphonse Aulard, 1849-1928) 之間在教育領域的行動，親法的中國人一直響應親中的法國人的號召。

在過去五十年中，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但這并不影響戴高樂主義的相關性。戴高樂主義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便是：把永久的現實作為行動的方針。

戴高樂以雄偉之光為思考和行動的指南，雄偉是法國民族性格中的核心概念。法國權力的相對權重時有變化，相對中國崛起而言肯定是在減小，但法國必須扮演的獨特角色卻始終不渝。

自由、平等、博愛的提出是法國對世界的貢獻，這種理念既是熱愛雄偉的結果又是熱愛雄偉的原因，只有心懷壯志并付之行動的國度才能提出這樣具有革命意義的原則，這些原則同時也是強大的集體能量的源頭。

在中國文化，“中”或“中心”反映了法國式的雄偉。如果雄偉意識激勵了法國君主、國王與總統，“中國”本身就暗示了天下之中心。凡賽爾宮與故宮、協和廣場 (Place of La Concorde) 與天安門廣場分別是“雄偉國度”與“中心國家”在建筑上的典型表現。

中國通過驚人的整合過程團結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幾千年來都是如此，也將繼續在全球層面運用這種協調力量。

法國的雄偉表現在向外的輻射，意欲影響 ﹑啟蒙外部世界；然而中國則是向內的引力，以其廣大的人口以及悠久的歷史文明同化融合外來的影響。

總體而言，中國與法國都有強烈的自我形象意識，對自我命運的變化都非常敏感，當不可避免的歷史沉浮把雄偉或中心變得僅僅是一種懷舊的時候，對這兩個國度而言，失落感比其它政治實體會更加強烈。

中法關系除了一些偶然因素之外，如政權交替、政治經濟狀況等，巴黎和北京，這兩個關注人類命運的國度，都有必要表現出一種外在的雄偉與內在的中心。

在21世紀，中法會齊心協力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復興以及法國外交部長法比尤斯 (Laurent Fabius) 針對法國所說的“影響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的自我定位與法國國家實力之間的差距正在加大，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中心地位正在逐步加強。然而，世界的進化不會抹殺了法國的豐富遺產，歐洲的一體化也離不開法國的貢獻。更加寬泛而言，正是在最具挑戰的形勢下，雄偉的理念才能激活整個國家，使之充滿活力。

中心與雄偉之間的協同效應不只是對中法兩個獨立政權的簡單肯定，這種協同效應更是新人文主義在全球復興的推動力，也是全球東西南北相互連接的推動力，同時還是一種具體的普遍主義。

2000多年前，儒家的人文主義提升了整個中國，18世紀，“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狄德羅 (Diderot, 1713-1784)，阿朗貝爾 (D'Alembert, 1717-1783) 以及孔多賽 (Condorcet, 1743-1794) 啟迪了整個歐洲。當今世界，相互依賴空前加強，中法之間在理念與知識層面的互動已經對全球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當中國傳統繪畫的最后一位大師范曾先生把戴高樂的肖像栩栩如生地再現到一幅水墨畫面上時，雄偉與中心已經相互融合，人類對團結與進步的渴望已經不再是法國或是中國人的追求而是不分你我的普世理想。

（來源：中國日報 作者：中歐論壇創辦人 高大偉 David Gosset 翻譯：張寧 編輯：王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