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拉德（右）和彼得·沃克。
用圖紙療傷
位于曼哈頓蘇豪區的漢德建筑公司的辦公室基本上只有一種色調——白。廠房一樣的工作室大得一眼望不到頭。這種簡潔似乎正對了公司合伙董事麥克·阿拉德的胃口，至少在別人的眼中，他的作品是簡潔主義的典型。當然，至今他為世人所知的作品其實只有一件——“9·11”紀念館。
阿拉德在辦公室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離紀念館開幕只剩下10天，雪亮的白襯衣配一條土黃色卡基布便裝褲、平頭、金絲邊眼鏡，42歲的阿拉德看上去好像30出頭，但他顯然有些疲憊。“現在工程到了最后彩排的階段，我每天除了接受媒體采訪，就是查漏補缺，把每個細節都要重想一遍看是不是萬無一失。等開幕之后，希望壓力會小下來。”阿拉德說。
當他開始構思“倒映虛空”時，阿拉德并沒想到它真的能從圖紙變成現實。
擁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的阿拉德出生在英國，在祖國以色列讀完小學和初中，高中時又隨出任以色列駐墨西哥大使的父親搬到了墨西哥。“9·11”發生時他剛剛從美國的佐治亞技術學院取得碩士學位，在紐約的建筑公司KPX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幫助設計位于香港九龍站的118層環球貿易廣場。
那天早上，阿拉德正在自己位于曼哈頓東村的公寓里洗漱，從廣播新聞中聽到一架飛機撞到了世貿北塔，抱著看熱鬧的好奇，他跑上樓頂，正看到第二架飛機撞上了南塔，“我意識到這絕不是事故這么簡單。”在下城金融區工作的妻子這時已經到了公司。阿拉德騎上自行車向妻子的公司沖去，找到妻子后兩人一起往家走。剛走過了兩條街，南塔就倒了，快到家時，北塔也化為灰燼。
之后很長時間，阿拉德喜歡一個人在街上游蕩，他曾經在凌晨兩點來到紐約的聯合廣場，看人們為死難者點起的祭奠燭火，他曾經在哈德遜河畔徘徊，盯著湍急的河水發呆。
“9·11”剛過不久，他就開始在紙上勾勒紀念館的圖案，那時紀念館方案的征集競賽還沒開始籌劃。“開始設計時根本沒有什么目的，就是把這個當成是一種思考和療傷的方式，就好像有人練瑜伽，有人打坐，建筑師是用圖紙來思考的。”阿拉德說。
之后他離開了KPX，轉到紐約市房屋局工作，開始設計政府樓附近的警察局。他心中的紀念館方案也在不斷演進，從最初不切實際的在哈德遜河河面上切出兩個方洞，到在世貿雙子樓的地基上打出兩個瀑布水池。這成了2003年曼哈頓下城發展公司(LMDC)在世界范圍內征集“9·11”紀念館設計方案時，阿拉德提交的定稿。
經過5個多月的初選，阿拉德的“倒映虛空”憑著在雙子塔地基上挖掘深意的獨特構思，從應征的5201件方案中脫穎而出，被列在進入決賽的8件方案之中。但最終的勝出并非水到渠成，這8件方案個個別具匠心，而評委們對阿拉德的方案也并不是完全滿意。他們喜歡他的水池，但認為水池周圍的廣場顯得太單調，不能達到集紀念和戶外休閑于一體的目的，他們建議他找一個園林設計師做搭檔，把方案修改后再參加決賽。在評委會推薦的人選中，阿拉德選中了著名的彼得·沃克。
沃克的樹
事實上，沃克自己也提交了一份以樹和嵌有死難者姓名的玻璃紀念碑為主體的設計方案，但沒有進入決賽。“我接到麥克的電話時已經上網看過進入決賽的8個方案，所有入選的設計者都是無名后輩，但只有麥克的方案讓我覺得我可以有用武之地。” 79歲的沃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作為簡潔主義者，沃克對阿拉德方案的簡單明了心有戚戚，而兩個深挖入地下的水池，也和他喜歡的當代藝術家麥克·黑澤那些在大地上挖掘出溝壑坑洞的作品一脈相承。“我很理解這類藝術家的創作思維，這樣的設計必須用植物來打破地面上的‘平’。用虛空的水池象征過往的失落，用樹來象征今日的新生。”沃克說。
沃克的補充設計讓阿拉德的方案如虎添翼，最終奪魁，沃克的400棵橡樹也得以從圖紙上走上了紀念館廣場。
選擇橡樹是因為它隨著季節的輪換落葉和發芽，讓人看到生命的自然更迭，它比其他樹更耐久。這些樹都是從世貿附近方圓500英里的范圍內逐一挑選出來的，事先在苗圃里按各自的情況量身培育，使它們遵循同樣的生長節奏。
比樹木的挑選更復雜的是保養和灌溉。沃克說，在紐約這樣的鋼筋水泥叢林里，樹木的生長期一般只有7年，而紀念館廣場上的樹又是建在地下紀念館的房頂上，更會影響發育，如果這些樹七八年后都一起停止生長，它們將成為紀念館的一個敗筆。
為了讓這些樹有至少100年的壽命，設計者必須建造一個復雜的營養和灌溉機制。“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綠色工程，將來我可能會寫本書專門講這些樹的故事。”沃克說。
相對于阿拉德在紐約的親身經歷，住在加州的沃克對“9·11”的印象最初只能算是隔了一層。“‘9·11’發生時我正在三藩市的家里，太太在印第安納辦事，出了事飛機都停飛了，她回不了家。”沃克說。
沃克在紐約的親友都安然無恙，但在做紀念館工程的過程中，跟死難者家屬的近距離接觸和溝通讓他對“9·11”的痛有了更直接的感受。
他沒想到的是，工程即將完工時，他竟會再一次在千萬里之外為零點廢墟揪起了心。8月底，颶風“艾琳”過境紐約，沃克正在澳大利亞出差，氣象預報說風力可能達到每小時100英里，與零點廢墟臨近的炮臺公園地區可能是淹水的重災區，“我們有孩子住在紐約，還有我的那些樹，我真是坐臥不安。”沃克說。
所幸的是“艾琳”不過只是跟紐約開了個小玩笑，紀念館工程毫發無損，這些現在只有30英尺高的橡樹將沿著它們自己的生長軌跡，在10年后長到60英尺。颶風過后，“9·11”紀念館網站的博客上貼出一張館方攝影師拍的特寫照片，兩顆綠色的橡樹籽靜靜地躺在粗糙而厚實的青石路上，顯得驕傲而安詳。
阿拉德的崩潰
如果說“9·11”紀念館從設計技術上已經足夠紛繁龐雜，比這些更難以駕馭的卻是圍繞工程展開的人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同利益團體的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經費、安全等客觀條件對紀念館建設的限制，妥協和讓步似乎成了紀念館工程能否繼續的關鍵，而這對于性格狂放唯我獨尊的設計師們，特別是年輕氣盛的主設計師阿拉德來說，又是最難做到的。
2004年紀念館方案征集比賽進行最后角逐的時候，阿拉德只有34歲，他之前獨立設計過的工程也只有一兩個警察局，在評審過程中，這似乎幫了阿拉德。據說“倒映虛空”最終勝出很大程度上源于評委之一——林徽因的侄女、著名建筑師林瓔的力保，除了兩人在設計風格上的近似，更因為當年林瓔設計世界聞名的越戰紀念碑時和阿拉德一樣也是無名小卒，遇到了伯樂才一舉成名。
林瓔行事低調，這段傳聞也一直沒有經過當事人的證實，但阿拉德的年輕和經驗不足后來差點把他推向崩潰的邊緣，倒是有目共睹。“建筑設計師都很自我，包括我自己，我之前也跟很多非常自我的設計師打過交道，但至少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人，像麥克這樣幾乎沒做過什么作品，又這么自我的人，我還是第一次遇到。”沃克說。
在合作之初，為了保住主設計師的頭銜，阿拉德對沃克也曾耿耿于懷。主管機構為了讓兩人合作順利，要求他們簽署了一份協議，保證不離不棄合作到底。當時的紀念館設計方案除了地上可見的廣場和水池之外，還有深入地下的部分。按照阿拉德最初的設想，觀者可以順著坡形樓梯在瀑布的水簾后面一直走到與池底平齊的環形走廊中，在這里他們將看到死難者姓名的陳列碑。
這樣的設計幫了阿拉德和沃克，“最初的兩年半時間，我只管設計地面上那部分，他只管設計地下的部分，我們各司其職沒有太多吵架的機會。”沃克說。但在最初的幾年中，阿拉德幾乎都跟其他參與工程的人吵了個遍，包括資深建筑師戴維斯·邦德、麥克斯·邦德(已故)、零點廢墟重建總工程設計師李柏斯坎，從曼哈頓下城發展公司，9·11基金會、紐新海港局到紐約州長辦公室，所有人都知道阿拉德有個壞脾氣，他固執己見又盛氣凌人。
這些爭吵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工作進度，造成了資金浪費，也使紀念館的預算嚴重超支，2006年，出于經費和安全考慮，州政府決定取消紀念館的地下部分，把死難者姓名移到地面的水池旁。這對阿拉德來說好像當頭一棒，幾乎成了摧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紐約》雜志當年5月的一期封面故事中，長篇記錄了阿拉德在漩渦中精疲力盡的處境，文章的題目叫《麥克·阿拉德的崩潰》。
名字的排列方法
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阿拉德的臉上已經完全看不出當年的焦慮和狂躁。8年前作為決賽入圍者去參觀零點廢墟時，他注意到了地上的一段被截斷的方型鋼柱，從某個角度看過去，像極了他圖紙上的空虛池。也許從那時候他就已經知道這個工程是上帝之選，不可能半途而廢，這才讓他從崩潰邊緣退回來走到了今天。
如今的紀念館與他最初的設計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最得意的地下走廊沒有了，他希望在廣場上種的紅楓被白橡取代，廣場的路面也不是他想要的花色和圖案，但這些已經不再讓他暴跳如雷。“建筑是個集體工程，‘9·11’紀念館有幾十名設計師參與了設計，成百上千的事要有人決定，這些決定大部分我都沒參與。我的工作是保證紀念館的總體方向不會迷失，這個我做到了。”阿拉德說。“是，我們是吵過架，但那又怎么樣？這個工程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它經住了人們眾說紛紜各持己見的考驗。”
不過，阿拉德對自己的設計中的一個想法，即使在巨大的壓力下也一直堅持，就是死難者姓名的排序。一開始他就提出排序要反映出人們之間的親疏關系，家人、同事、朋友即使已經故去，名字也應當挨在一起。但這個想法一度因為太過費時費力而幾乎被放棄。
“要說這么些年我最難過的時候，就是那段時間。曼哈頓下城發展公司不同意這種排序方法，而我又想不出一個既省事，又對得起死難者的方法。”阿拉德說。但2006年，紐約市長彭博接任“9·11”基金會主席，經過在市長官邸一天的會議，阿拉德終于說服了彭博。
設計師向死難者家屬發出邀請，請他們提出自己親人的名字應當與誰排在一起的建議，之后阿拉德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終于把名字排好了，家屬們提出的1200條建議全部得到了滿足。
“當你看那些名字的時候，他們好像是隨便排列的，但對于知道其中故事的人，他們又都是有意義的。比如一個女孩的父親在世貿倒塌時喪生，而她最好的朋友又是賓州墜毀的那架飛機上的乘務員，只有把這兩個名字放在一起，才能顯示出‘9·11’對生命的巨大摧殘。”阿拉德說。
十年間，紐約雖然痛楚仍在，卻慢慢恢復了昔日的繁榮。沃克的建筑公司擴大了規模，“9·11”紀念館讓他更負盛名。“本來園林設計不大被人們重視，可一旦你上了早新聞的訪談節目，一切都不同了。”沃克說。對于突如其來的名氣，阿拉德似乎反而更平淡些：“我生長在外交官家庭，在公眾目光下生活并不是新鮮事。”
阿拉德如今是3個孩子的父親，老大奈迪今年8歲了。“虛空池”試水的那天，阿拉德帶兒子到了現場，小家伙對建筑已經表現出天分和興趣，但對于發生在他出世之前的“9·11”，他仍然似懂非懂。“他這個年齡還很難理解死亡。”
下一代人是否能夠遠離劫難，在和平的空氣中幸福的長大？阿拉德不能肯定，但現在，他至少懂得教孩子們如何應對：“也許戰火還是會發生，有些生命還是會無謂地死去，但我們所能做的是在劫難中堅守自己的意志和信念，不讓它改變我們是誰。”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編輯：梁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