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2007年3月文章，原題為《走出增長“悖論”》
中國進入發展新階段，發展已不僅是經濟增長，還是消除貧困、追求社會公正和諧以及人與社會、自然的全面發展
中國的發展，將體現中國的核心價值觀。
經濟不僅是利益，還將具有人文關懷的價值屬性，這就是發展升級的主要含義。
當中國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性事件，當中國發展的進退和興衰，深刻依賴于世界，也強烈影響世界的時刻，中國的發展，正準備承擔更大的責任，而這首先是面對十三億中國人。
這樣的發展升級，表現在，中國發展的出發點已經升級為“以人為本”，中國發展的手段已經升級到“科學發展觀”，中國發展的目標已經升級為“和諧社會”，中國發展的層次已經升級到了全球化層面。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專家都認為，無論是對世界、還是對中國自身，這個升級都是全新的挑戰。因此，認識中國發展升級面對的新挑戰和新特征，是把握溫家寶總理“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論斷的關鍵，更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發展在戰略思想和政策方面做好應對準備的關鍵。
發展觀全面“換代”
2月2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中國2006年GDP增長10.7%，達到20.9萬億元。從總量上看，這是中國GDP首次突破20萬億元，距離2002年首破10萬億元僅僅4年；從速度上而言，10.7%的經濟增長率創下了自1995年以來的新高。瑞士信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陶冬就此測算告訴《瞭望》新聞周刊，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三位幾成定局。
與此同時，連續高速發展，尤其是此輪連續4年GDP超過10%的高增長，也帶來了深刻的社會發展矛盾。比如，資源壓力日增，環保壓力日大，資源與人口問題嚴重，城鄉經濟差異擴大、地區發展水平愈加不平衡以及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等問題，也不斷加劇著社會矛盾的緊張情緒。
在這個背景下，舊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維繼，中國發展迫切需要進入新境界。
事實上，從十六大開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就已經深刻洞見到中國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4年來不斷通過各種決策調整著中國發展的戰略轉變。最終在2006年10月11日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份綱領性文件中，基本確定了中國發展的戰略調整方向。
中國的發展目標已由“GDP翻兩番、小康水平”轉變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發展觀已從“以物為本，追求經濟財富”轉變為“以人為本，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發展戰略特點放棄了“經濟增長優先”，而選擇了“多維、綜合、協調發展目標，創造就業為先”；發展方式由過去的不平衡、不公平和不協調發展，轉變為平衡、公平和協調發展。這表明，GDP掛帥、偏重物質的增長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更加平衡、全面和協調、注重人的根本要求的發展思想成為了主導未來中國前進的主題詞。
這其中，尤其值得高度關注的是，這種戰略的轉變同時意味著中國發展模式將走出東亞模式的窠臼。在發展思路上，將調整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注重國內外市場的協調，在擴大對外開放當中來促進國內的現代化建設，開辟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抑或“北京共識”。事實上，中國未來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建設一種可持續性的均衡增長模式，將成為中國為世界發展做出貢獻的重要內容。
圍繞著發展目標的轉變，中國發展的各種關系也開始發生了全面調整。首先是發展結構上，城鄉關系改變了過去“城市優先發展、農村滯后發展”的失衡狀態，推行“城鄉協調發展、一體化發展、以城帶鄉發展”的思路；地區關系上放棄“沿海地區優先發展、地區分割發展、惡性競爭與不公平競爭”，推動“地區協調發展、一體化發展、以東促西發展、良性競爭和公平競爭”；產業關系不再是“工業優先發展”，而更側重“以工帶農、產業協調發展”；對外關系上把“對外開放”升級到“全面對外開放和貿易自由化”。貫穿其中的是一條更加開放心態下的全面發展思路。
其次，在發展關系上也呈現出了重大改變。經濟與社會關系從“經濟優先發展”變化為“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發展與資源的關系上停止“資源掠奪、浪費、低效率利用”，轉向“資源節約型社會、高效率利用”；發展與環境上不再繼續“發展優先、犧牲環境、黑色發展”，強調“發展與環境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公平與效率問題上，“效率優先論”正在被“公共服務、社會分配公平優先，促進市場機制效率”的思想所取代；貧富關系上，“先富論”正在發展為“共同富裕、窮人優先受益”的觀念。
再有，在政府的職能建設方面，“歸位”成為改革的主要線索。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上，過去那種“排斥論”正在被“互補論”取代；政府職能類型也從“以經濟建設為主要職能的經濟發展型政府”轉變為“以制度建設為主要職能的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與社會共識，正在由“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為“社會公正、社會平等、社會和諧與發展都是硬道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也從“政府控制社會”向“政府與社會合作、廣泛參與和分享、共同治理”逐步轉變。
“這種發展觀的轉變，是中國社會發展進入到新階段的必然結果，更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歷史階段的必然要求。”中央黨校教授趙長茂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面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長期性制約因素的制約，尤其是人口眾多、資源緊缺、能源匱乏、生態脆弱等等基本國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無法改變，“可以說，中國能否積極應對這一挑戰，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關鍵就在于科學發展觀轉變的及不及時、成不成功。”
發展升級轉變加快展開
“近年來，特別是2004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能夠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勢頭，沒有出現大起大落的被動局面，主要是由于科學發展觀日益得到貫徹落實，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為了加快落實和貫徹科學發展觀，提升增長的質量和內涵，在新一屆中央領導指導下，全社會加快了中國發展升級轉變的步伐。
在他看來，特別是圍繞著四個著力點：著力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著力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著力推進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著力促進社會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許多舊的發展模式所形成的矛盾和難題正在逐步得以解決。
首先，宏觀調控成效顯著，調控能力在提高。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以來，中央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綜合運用財稅、貨幣、土地等手段，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遏制房地產投資過快增長和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同時，進一步增加農業、能源、交通、社會事業等薄弱環節投入，促進協調發展，增強發展后勁。加強經濟運行調節，繼續緩解煤電油運緊張狀況，保障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陳東琪點評說，“中央采用微調和預調相結合的辦法，在措施力度、組合搭配、出臺時機和節奏的選擇上很講技巧。既調控了矛盾和問題，控制了局部問題演化為全局問題，控制住了加速度，經濟增長速度快但通脹不高，就業和收入又增加。經濟連續4年增長超過10%，沒有大起大落，是近28年中最長的繁榮期。”他認為，這離不開“用科學發展觀統攬宏觀調控”這個因素。
其次，積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繼續加強“三農”工作。在不斷加大中央財政支農投入的基礎上，去年取消了農業稅，今年又免去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
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制定和實施了能源、重要原材料和裝備制造等行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淘汰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和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的落后生產能力。去年年中，《國務院關于加強節能工作的決定》出臺，明確將能耗指標作為干部考核的約束目標。
為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突出抓了能源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發展循環經濟的任務和政策措施，深入開展環保專項治理，“環保風暴”已經讓環保意識深入人心，形成了全社會的共識。
再者，深化體制改革和推進對外開放齊頭并進。農村綜合改革試點繼續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和農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績，股權分置改革順利完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完善。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步伐加快。財稅、投資、價格改革繼續深化。郵政體制改革取得重要進展。鐵路、民航體制改革取得新進展。制定并實施了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同時，積極應對對外開放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調整外資稅收和加工貿易政策，優化對外貿易結構，穩步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入WTO后過渡期的各項工作全面拉開。
其四，區域協調發展全面展開。鼓勵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進行產業轉移，深化分工合作，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繼續推進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加強東北地區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支持重大裝備研發制造，促進在裝備制造業振興方面取得突破。不斷落實促進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中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和境外的產業轉移。通過各種政策推動東部地區在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上率先開拓，依靠體制機制創新，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同時，加強對發展城市群的研究和規劃，引導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
其五，各項社會事業的加快發展，進一步推進了協調發展。科技方面，加強了國家創新體系、基礎研究和基礎設施建設，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教育方面，重點加強了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5年內將投入2182億元，同時投入100億元支持職業教育；衛生方面，著力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和農村衛生工作，到2008年將在全國基本建成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文化方面，加強了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農村基層文化建設，推動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其六，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穩步前進。加大對就業再就業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覆蓋面進一步擴大。推動國企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并軌，城市低保對象基本實現應保盡保，初步建立社會救助體系的基本框架。
同時，加強民主法制建設逐步深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繼續推進，政務公開、廠務公開和村務公開不斷擴大。加強了政府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工作，對涉及群眾利益的重大事項實行公示、聽證等制度。重視政府法制建設，深入開展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的專項整改活動。繼續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促進社會保持穩定。
發展“新平臺”需要大策略
“十一五”期間中國將邁上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臺階，這是發展中社會矛盾很不穩定的時期，也是一國國民財富增長步入良性循環的關鍵時期。與此同時，未來十五至二十年世界大戰很難發生，大規模外國入侵也是很難出現的，外部環境總體對中國有利，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是完全有可能。因此，中國需要千方百計抓住這個難得的戰略機遇期。
為此，一位高層政策咨詢人士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根據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局面，注意要從下面五個方面給予戰略考慮。
其一，重視和加強正面的大國國際形象。一個世界大國，總是盡量考慮到世界各國的要求，努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國際形象，使之不負眾望。比如，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大力相助，進一步塑造了中國在東盟國家的正面形象。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有專家更提出，要塑造“社會正義”、“生態保護”和“經濟成長”的發展內涵。
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說，“造就出一套具有較大國際適應性和創造性的‘北京共識’，將保證中國經濟保持為世界強國。”
其二，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機會，高舉全球自由貿易的旗幟。上述政策咨詢人士分析說，“中國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究竟要在世界舞臺捍衛什么樣的價值？僅就經濟領域來說，我以為響亮的口號、有感召力的旗幟和令人信服的邏輯，似乎當首推自由貿易主義。”
他強調，“我們崇尚的不是那些半截子的自由貿易主義，而是全球自由主義，它不僅包括貿易自由和資本自由，而且包括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我們總在談天下主義，而天下主義的經濟內涵之一，以我的理解就是這種全球自由主義。”
“因此，如果我們推想將來全球經濟關系的話，我想中國應該是高舉自由貿易旗幟的文明。”他告訴記者，“我們現在面對的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浪潮。從這個意義講，中國人和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堅持經濟自由主義精神的西方人能夠攜手共同捍衛這些原則。在我看來，市場交易、自由貿易原則將來可能是保持世界和平相當重要的因素。”
其三，大力發展高科技，積極推動中國在國際分工鏈條中的升級換代。對中國而言，加入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去，被迫自愿接受于己不利的規則，自身的產業結構就逐漸地被國際分工所鎖定，是最不利的結局，中國必須考慮怎樣才能打破鎖定在低水平產業結構這一惡性循環。
這位政策咨詢人士認為，關鍵就是圍繞著自主創新戰略的高科技發展。事實上，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在高科技方面的成就所帶來的沖擊。2004年12月份，美國《商業周刊》在題為《中國價格》的專題報告中指出，“當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與高科技相結合，美國就要出大問題。”
其四，必須在制度層面構建真正有效且統一的國內市場，加快“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型。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內容是科技發展，而科技發展如果沒有一個有效且統一的國內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就無法保證持續有效的驅動力。而且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打破國際分工怪圈，也在于建立起有效且統一的國內市場。
與有效且統一的市場相對應的是需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1月底，上海“兩會”召開，相比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只用36個字講政府工作不足，今年40頁的政府工作報告用了9頁之多談政府自身的建設，上海各界代表對政府職能建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思熱議。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對強政府模式的反思。
“強政府模式，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權力運作的邊界不清晰，容易越界。究其根源，還是政府掌握的資源太多，而監督力量又太薄弱。”上海市社科院一位政府決策咨詢專家強調，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排頭兵”的上海發生這樣的問題，說明“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型已經是“迫在眉睫的大勢所趨”。
其五，把擴大內需置于戰略位置加快推進。為了追求長期可持續的和平發展，中國必須從根本上調整本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及時地通過解決國內以各種形式存在的經濟不平等，從而有效地擴大內需，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在近期內轉型中最為緊迫的任務。
事實上，這是一個與時間的賽跑：如果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出現重大危機之前就完成這一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轉變，不僅會減輕本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減少與此相伴的風險，并通過進一步增加進口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動力，而且還會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必須珍惜贏得的每一分鐘，真正地下大決心來促進自身經濟結構的轉變。否則，中國不但要承受經濟方面巨大的打擊，更有可能面臨國內政治沖突和社會矛盾急劇增加的風險。（作者：王健君
編輯：王晶 來源：《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