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

如果一談具體問題都要歸結到“市場化改革不徹底”，就沒意思了

記：除了財產性收入問題，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硬骨頭”還有哪些？

華：另外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財政資源歧視性的二次分配。包括社保、教育、醫療在內的整個福利再分配體系向戶籍人口、向體制內人員傾斜。客觀地說，這一點跟我們國家的計劃經濟歷史相關聯的。因為我們從計劃經濟時代保護的就是城市戶籍人口。經濟困難的時候，城市戶籍人口有布票、有糧票、有油票，保證了至少最基本的供應，但是其他人是沒有的。所有這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東西，跟我們財政體制的制度歧視都是有關系的，本來財政資源的分配可以減弱市場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們的財政分配卻從整體上強化了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所以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必須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強調公共服務均等化。

此外，數額巨大的隱性收入同樣加劇了貧富差距。在中國，不合法的、半合法的隱性收入數額巨大。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沒有巨額的隱性收入，名酒名煙價格能那么貴嗎？商品能包裝成那個樣子嗎？老百姓沒事閑得買那個？最終不還是都被少部分人拿走了？人均收入這么低，又是全球奢侈品大國，說明你肯定貧富差距很大了嘛。這里面有腐敗的因素，也有一部分是因為中國缺乏法治環境、關系文化泛濫造成的。要注意到，找關系的不只是官員，老百姓也想找關系。醫生拿紅包，各行各業都發購物卡，現在已發到兩萬億，不都是隱性收入嗎？這同樣是擴大貧富差距，當然，公權力的腐敗會使得這個東西更讓人覺得不可容忍。

所以你看，土地增值、福利歧視、隱性收入，這三塊的分配都是嚴重不均等的。因此討論收入分配問題，我們不能離開居民本身的貧富分化，而在似是而非的外圍問題上兜圈子，而是要正面揭示那些真正不公允地拉大貧富分化的主要因素。

記：有一種說法是，這一切問題都是“市場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你怎么看？

華：這同樣是一種模棱兩可的說法。什么叫徹底？永遠都徹底不了，美國現在仍然要為是為富人增稅還是減窮人福利打得頭破血流。資本主義搞了幾百年，還在爭。如果一談具體問題都要歸結到“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話就沒意思了。美國徹底了嗎？歐洲徹底了嗎？他們還沒徹底我們談什么徹底呢？

事實上，即使是一個最完善的市場經濟，也會產生貧富差距，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它的一個特點就是講形式上的機會公平，但不看起點。問題是，如果起點相差太大，它公平不了啊。舉個例子，誰都有把孩子送往私立學校的自由，但是有錢人能進，沒錢人進不了啊。從這個角度講，市場經濟是有缺陷的。所以人們才用基尼系數這個衡量工具。一般認為你能在0.3以下是好的， 0.4以上比較嚴重，到了0.5就相當危險了。

事實上，在歐洲和美國，進行再分配之前，他們的基尼系數都在0.5左右，不要以為他們就低。但是經過財政稅收福利再分配的調節，社會民主主義占主流的歐洲可以降低20個百分點，而美國能降低10個百分點。但即使0.4出頭，美國人也已經覺得貧富差距很大，現在打得很厲害。所以很多人喜歡說我們是因為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完善了以后就好了，問題是人家成熟的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夠完善了吧，但貧富差距還是會很嚴重，不調節也是不行的。

記：那么政府應該做什么？

華：你總是講提高收入，話很好聽，但問題是政府怎么能決定由市場實現的分配呢？哪些收入歸你管啊？這幾年來政府沒搞收入分配改革，人家農民工的收入也提高得很快啊，所以說這是很對不上號的事情。政府要想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該做什么。實際上政府能做的就是財政稅收改革，從而影響貧富差距的格局，這才是你手里面的工具。所以應當說，收入分配改革的實質是財政稅制改革。

記：這方面我們存在什么問題？

華：財政方面剛才說了，是歧視性分配以及特權分配，稅制上和我們的經濟一樣，是結構問題。我們現在直接稅幾乎沒有。工薪階層當中真正交超過5%的個人所得稅的人不到1%。個人所得稅如此，我們直接的財產稅也幾乎沒有。相反，我們的間接稅比重很大，占絕對多數。

老百姓所憤憤不平的“饅頭稅”，就是消費品里以間接稅形式存在的稅負。但這種稅制結構帶有“累退性質”，就是說越是低收入階層，實際的稅收痛苦程度越大，因為再有錢的人，一天也只能吃兩個饅頭。對富人來說，消費中產生的稅可以忽略不計。但對普通人來說，大多數錢都拿去消費了。他們成了納稅主體。這樣的稅制不利于控制貧富差距。

記：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直接稅在西方被稱為“羅賓漢稅”，跟它調節貧富差距的特點有關？

華：直接稅就是，是根據你的能力來收稅。舉個例子，美國人炒股一年以內賣出的要交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到40%左右，長期炒股也要交20%的資本利得稅，金融危機特殊優惠了也是15%。

當然我們中國人如果不喜歡這些稅，也是可以的，但是貧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為沒有這個調節，貧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來越大。剛才我講了，我們的財政體制的再分配是強化了一次分配當中的不平等，稅收該調節的完全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