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成假藥最好“宣傳陣地”

為了更加保險也更加快捷地推廣自己的藥品，蘇成林等人選擇了最時髦的網絡銷售假藥。

2011年3月，蘇成林找到一家釣魚網站為藥物做網站打廣告，完成了“天津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網站制作。

點擊這家子虛烏有醫院的網站，患者便可看到：坐堂名醫，某藥業公司生產的系列名藥介紹。網站還給這些藥物虛構了國家批準文號國藥準字編號，同時不時彈出對話框，提供在線咨詢服務。

在準備工作就緒后，蘇成林開始對外宣稱自己是山西中醫學院附屬醫院著名哮喘病專家，經他多年臨床經驗，研制出一種無毒無害的“特效中藥”。

就這樣，從昔日在街頭叫賣饅頭的小販到著名哮喘病專家，蘇成林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冒充權威醫療機構、夸大宣傳，號稱‘包治百病’是網絡銷售假藥的典型特征。”呂曉華說，網絡銷售假藥一般都會“自戴高帽”。

同時，通過調研，檢察機關發現，以往在銷售假藥中經常被采用的上門推銷與發小廣告相結合的推廣方式已經逐漸被淘汰；隨著網購的興起，近年來，通過建立網站并利用網絡銷售假藥的情況越來越常見。

“違法成本低，違法收益大，消費者維權成本大，維權收益低。這就是互聯網上假藥橫行問題的根源。”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向《法制日報》記者剖析說。

海淀檢察院的檢察官還發現，除了諸如蘇成林等個別假藥商建立專門網站推銷“產品”外，更多的制假者是利用互聯網對“藥品”的療效和功能作虛假宣傳，吸引消費者上鉤。

“假藥廣告在網絡上蔓延主要是通過幾大門戶網站，這些網站收了造假企業的錢，會對系統進行設置，提供搜索服務。假設消費者以某一疾病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就會出現一些醫院和藥品的名稱。而這些刊登廣告的網站，往往不審查廣告的真實性、合法性。”劉俊海說，關于網絡廣告存在爭議，“有的網站說自己提供的不是廣告，是搜索服務。但如果說搜索不是廣告，網站卻也向這些企業收取了費用。這是網絡廣告問題亟待解決的致命爭議，目前法院的判決、工商局的處罰也有不同的意見。我個人認為，即便是搜索服務，不是廣告，也應就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審查，不能不通過審查就收取企業費用。”

據劉俊海介紹，目前國家工商局專門就網絡廣告監管辦法成立了課題組，在起草網絡廣告監管辦法，“上述問題就是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如果假藥廣告被遏制住了，或者讓那些對網絡廣告真實性和發行不進行審查的網站對消費者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網絡環境就會干凈很多”。

重許可輕監管是根源之一

“量刑過低，使得制售假藥‘有販毒的利潤而無販毒的風險’。”2012年以來，《法制日報》記者曾參與過多起假藥案件的調查報道，諸如上述論調屢見不鮮。

“生產、銷售假藥案件成本極低，利潤空間大。”呂曉華對記者說，在海淀檢察院承辦的張某銷售假藥案中，每盒假避孕藥的進價是4.5元，銷售價格高達20元，利潤巨大。在假藥案件的司法實踐中，判定假藥的危害程度很困難，經常適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的量刑檔。在違法成本與收益相比較低的情況下，驅使行為人鋌而走險，觸犯刑律。

由此，在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看來，加大處罰是遏制假藥泛濫的有效途徑。

可喜的是，我國在這方面已向前跨了一大步。

“刑法修正案(八)的相關規定，將生產、銷售假藥罪由‘危險犯’變成了‘行為犯’。”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向記者介紹說，這一改變，對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偵辦制售假藥案件來說，降低了相關行為的入罪“門檻”；對法院來說，在量用罰金刑時，也無須受“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這一條款的限制。

“制售假藥的犯罪行為之所以猖獗，是由于其犯罪成本低，收益高。制售假藥者即使受到行政處罰，也可以更換門面、品種繼續做。但如果運用刑罰手段使嫌疑人承擔較重的刑事責任，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制售假藥者的違法犯罪行為。”西城檢察院檢察官說。

但與此同時，處罰的前提——藥品監管卻飽受詬病。

“目前對藥品的行政執法重點多停留在對藥品經營、流通證照的審批層面，而對假藥違法行為的監管卻難以顧及，其中表現為相關職能部門對藥品原材料及醫藥器械在市場上的流通監管不力，使得被告人能輕易獲得制藥材料及封口機等制藥器械，為被告人制作假藥提供了便利。”呂曉華說。

對此，劉俊海提出，原材料、專業的醫療設置和器械是制造假藥必不可少的工具，應當嚴格監管，“目前藥品監管中存在懈怠、懶惰和不作為，甚至不排除個別地方的藥監部門和造假企業有利益同謀的行為。有些地方部門存在地方保護主義思想，一方面認為受害者大部分都發生在外地，而企業上繳的稅收卻留在本地。另一方面考慮到制假企業需要雇傭工人，為當地創造了就業崗位”。

“不僅僅是藥監部門，在整個的行政管理中，存在一種傾向——重許可，輕監管。監督的缺位是現在假藥泛濫的主要原因之一。”王敬波說，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監管部門的設置。很多地方的部門，尤其是縣級政府，藥品監督并沒有成立專門的機構，很多都是跟食品合在一起；第二，監管的力度也比較薄弱；第三，監管機構設置不全面，不能覆蓋所有的地方，加之很多地方又有選擇性執法的現象存在，于是監管缺位、不處罰就進一步造成了假藥的泛濫。

“目前藥品管理法正在修改的過程當中，應將更多處于模糊地帶的違法行為納入監管的領域當中。現在藥品行業日新月異，但是監管工作是滯后的，法律責任涵蓋的內容是不全面的。很多違法行為由于法律涵蓋不全面，處于灰色地帶，因此在查處過程中會處于一個無法可依的狀況。”王敬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