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政經互促”首部曲
馬俊威
溫家寶總理訪問日本的重要議程之一，是與日本領導人確認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內涵。作為經濟方面的具體措施，中日“經濟閣僚會議”將隨之啟動。
一波三折
實際上，早在20多年前，為全面落實“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基本精神，開展全方位雙邊合作，中日兩國政府就已于1980年12月啟動了“中日閣僚會議”。
當時，中國方面有副總理兼國家基建委主任谷牧、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及外交部長、外貿部長、財政部長等重量級高級官員參加；日本方面也有大藏大臣、通產大臣、外務大臣、農林水產大臣及經濟企劃廳長官等高官參加。從雙方的人員構成來看，經濟合作是無可爭議的重頭戲——那次會議對上世紀80年代中日關系的平穩發展和雙邊經濟合作關系的順利進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進入90年代之后，與一波三折的中日政治關系相比，中日經濟關系始終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問日本，兩國確立了“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并確定了33個經濟交流和人員往來等方面的合作項目，以此引導中日民間經濟合作進入成熟發展階段。
當時的日本小淵內閣提出了建立中日“經濟閣僚會議”的設想，其主要意圖一方面是想將其作為落實經濟合作的具體措施，另一方面是想通過“政經分離”方式減少政治關系波及經濟關系。
21世紀以來，小泉純一郎連年參拜靖國神社，使本來已經獲得發展機遇的中日關系明顯倒退，中日首腦會晤中斷6年之久，政府級別的“經濟閣僚會議”自然無法提上議事日程，兩國關系出現了“政冷經熱”的不正常發展局面。
2006年10月，接替小泉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上臺后首訪中國，沉寂6年之久的中日關系出現新的轉機，兩國領導人就建立戰略互惠關系取得重要共識。作為在經濟領域落實戰略互惠關系的重要一環，中日“經濟閣僚會議”也隨之提上議程。
豐富政府間溝通管道
中日兩國政府已同意創設“經濟閣僚會議”，這是計劃建立內閣閣員層級的對話框架，以建立多重的政府間溝通管道。該會議將以溫總理訪日為契機而正式啟動。
探討的范圍包括能源、保護知識產權等議題。東海油氣田的開發問題將成為該會議的主要議題。此外，在環境、貿易、投資等廣泛領域，中日也將尋求合作的可能性。大致上，日方的與會人士將包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財務大臣尾身幸次、經濟產業大臣甘利明等人。
與此相配套，在2006年秋季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中日首腦會談時，雙方就新設能源部長級對話機制達成了一致。
為把民間企業納入這個政府級別的框架之中，建立更具實效的雙邊合作關系，此次溫總理訪日中國有50家能源相關大企業的老總隨行，與日本50家石油、電力相關企業的社長在東京舉行官民共舉的研討會。其主要議題是日本如何向中國提供能源技術和替代性能源開發技術。日本也會獲得進一步在中國尋求開發地下資源、進入中國市場腹地的機會。
中日版“戰略經濟對話”
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陷入事實上的擱淺狀態、全球性多邊機制難以發揮現實作用的情況下，針對能源、環境合作等新問題，WTO框架還很難確定新規則。因此，雙邊政府對話和協定便具有“制度安排”的重要意義。
在2006年7月保爾森出任美財政部長后，中美迅速展開了戰略經濟對話。當年11月，中美就具體解決戰略層面的經濟問題召開了第一次“戰略經濟對話”會議，這個機制顯然具有規定今后中美戰略性制度的含義。
作為地區性大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經濟關系，特別是如何安排未來的、戰略性的市場關系，不僅對中日經濟關系，甚至對地區經濟關系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中日之間建立類似的戰略對話關系，便提上了政治日程。中日建立“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經濟戰略對話便成為重要的制度保證。
尤其是當前，中日面臨東海等安全問題，同時也面對能源、環境等共同的具有時代特征的戰略性發展問題。這些問題無疑將關乎中日戰略性國家利益。如何確保中日乃至地區的發展環境、安全環境，成為中日兩國共同面對的新問題。
中日“經濟閣僚會議”既是確保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制度安排，也是具體落實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重要支點，以及豐富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具體執行機制。它將重點解決中日能源、環境等未來戰略性的市場制度安排問題，解決中日共同面臨的新型安全問題。
顯然，中日“經濟閣僚會議”帶有對未來戰略市場關系、能源、環保合作模式，以及相關的技術標準甚至市場準入規則進行制度安排的作用。其運行狀況、達成的結論以及協定，將關乎未來中日關系的基本走向，具有使中日關系步入“政經互促”新時期的戰略意義。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環球雜志授權使用，其他媒體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系。
從“融冰”到“暖春”有多遠
金熙德
4月11~13日，溫家寶總理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在3月1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溫總理曾把去年安倍首相的訪華稱作“破冰之旅”，而把此次訪日定位為“融冰之旅”。
顯而易見，在前幾年吹冷中日關系的“寒風”背后，既有冷戰后日本國內政治“向右轉”和對外戰略“向美靠”的原因，也有中日國力對比變化趨勢下日本對華防范意識增大的因素，亦有信息化時代兩國“輿論政治”環境的影響。
要“融冰”，一是要止住“寒風”，即中日“要堅持三個文件的精神，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二是要堵住“風源”，即兩國領導人要“就建立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內涵達成共識，并建立兩國經濟合作機制，促進科技教育的交流和人員的往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融冰”需要耐心與時間，尤其需要由中日共同加溫，合力排除各種“致冷”因素。然而數月來，中日雙方的溫差引人關注，來自日方的“凉風”令人感到了絲絲“寒意”。
前不久，安倍在“慰安婦”問題上一度出現的出爾反爾，再次讓世人看到“歷史問題”的復雜性；《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的出籠，則把安倍在中國周圍構筑“價值觀聯盟”的意圖昭示于天下；另外，中日間一些敏感問題也尚未解決，日美干預臺灣事務、釣魚島爭端、東海劃界等問題都有待于雙方進行艱難的對話與磋商。
“融冰”時期，人們的“御寒”能力更加脆弱，容易陷于期待與失望的惡性循環。目前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民眾感情和輿論氛圍還是相對脆弱的，其總體溫度是“乍暖還寒”，還應特別注意“寒流”回潮。
如今，走向“戰略互惠”已成為中日雙方的共同目標。“戰略互惠”，關鍵在于“戰略”和“互惠”這兩點。推動“戰略”關系，就不應只推動經貿與民間交流，而應包括政治與安全關系在內的全方位、全局性的合作關系。“互惠”，就不應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損。
為此，在考慮本國的政治與安全利益時，還要照顧到對方的政治與安全利益，實現“雙贏”或“共贏”。中日要想真正構筑“戰略互惠”關系，關鍵要看日本能否改變以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劃線的冷戰思維、摒棄“挾美制亞、協美抑華”戰略。中日關系能否通過“破冰”和“融冰”迎來“春暖花開”，將取決于兩國走向“戰略互惠”和日本對華“兩面下注”這兩種趨勢如何此消彼長。
2007年乃至其后一段時期內中日關系的發展趨勢，將在以下幾個領域的相互作用中逐漸顯現出來。
中日高層互訪能否經常化，是值得關注的首要焦點。中日政治關系如能繼續“升溫”，安倍首相就有可能在近期內再度訪華，胡錦濤主席的訪日也有望提到議事日程。
“中日戰略對話”有待于超越相互試探階段而進入名副其實的“戰略”對話。為此，這一對話有待于在級別上進一步提升、在范圍上擴大到如“2+2會談”那樣的機制，其長遠目標將是推動兩國形成新型戰略合作框架。
東海問題磋商能否取得突破，兩國采取增進互信措施、建立防止偶發性沖突機制的進程如何發展，都將是需要關注的焦點。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將繼續進行，并將在2008年6月形成共同報告。這將有助于中日間的歷史問題最終走向“著陸”。
日本明年將停止提供對華日元貸款。這標志著“日本援助中國”時代的結束和“中日對等合作”時代的到來。中日能否在高速鐵路、環保型汽車、液化煤、可持續能源、城市軌道交通等重大研發與建設項目上開展合作，將是考驗新型經濟合作關系能否建立的試金石。
“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已拉開帷幕。2007年日本將邀請千名中國高中生訪日。日本還提出了今年實現中日500萬人往來的目標。中日還將在影視、體育、學術、媒體等對社會輿論和民眾情感影響較大的領域開展更多、更好的交流活動。
中日各領域交往的持續發展，將推動兩國在建設東亞共同體、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構建更加和諧的世界等國際問題上不斷增進共識和加強合作。
觀測未來趨勢，中日關系有望繼續保持“回暖”勢頭，但也要充分預見到遭遇“冷空氣”的可能。只要中日雙方保持“破冰”、“融冰”的初衷，就將能經受住“不測風云”，最終迎來戰略合作的“暖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環球》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