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兩會專遞）讓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顏輝委員為如何落實農民財產性收入“算細賬”

新華網北京3月4日電（記者王敏）“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然而，讓農民都人人一畝三分地種田致富，是不切實際的。應該在確保耕地紅線不能碰、耕地質量不下降的前提下，落實好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勞動關系學院黨委書記顏輝介紹了他帶來的提案。

顏輝委員為農民兄弟算了一筆賬：按照戶口統計，中國有近9億農村人口，其中近2．7億在城鎮打工。目前，全國可耕地面積在20億畝左右。以每戶3－4口人計，戶均5－7畝。以一畝地年純收益1000元計，每戶農民靠種地的收益難以超過一萬元。通過租賃、入股或委托經營，規模化經營，盡管每畝地收益不會有太大變化，但可以解決農業生產碎片化問題，同時進一步解放農村的勞動力。

據統計，2013年農民收入連續十年快速增長，人均純收入達到8896元，然而對比后就會發現差距：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約相當于3．03個農民的收入。

“只有落實農民的收入，才有農民的小康。只有農民的小康，才有全中國的小康。增加農民收入，除了種植、經營、工資性收入外，還有一個重要途徑，就是依靠土地獲得財產性收入，根本在于國家土地制度的改革。”顏輝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仔細梳理一下，農民的財產，一是個人名下承包的土地；二是劃分的宅基地；三是農村集體財產中的一部分股權。”

顏輝認為，根據中央一號文件，首先要對土地劃界明確，權屬清晰，并造冊公示和頒發土地證，使每戶（每人）所擁有的承包土地量化具體。同時，集體經營或擁有預留的土地也應丈量清楚，并列出共同擁有人名單，確定人員增減的條件規則，讓每個人都知道屬于自己的是什么，自己所擁有的支配權又有什么。

在堅持“農地農用”原則和嚴格用途管制前提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是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一條渠道。顏輝說，多年來，農村集體土地由于政策限制，無法直接上市交易，只能由政府征收，而征收價格主要是按照土地種植收益加年限確定。而現在每畝地一年的純收益不過千元左右，30年也就是3萬－5萬元。結果是同地不同權，同地不同價，地方政府低價收購，高價轉讓，對農村和農民不公。

顏輝以去年底深圳首宗農地入市為例分析說：“約22畝土地賣得1．16億元，每畝約合500多萬元，這種探索還要進一步明確，一是‘三七分成加20％物業’的模式是否真正合理，政府拿走70％的賣地款和80％物業的依據是什么；二是作為土地所有人鳳凰社區所得的3480萬元如何分配使用，涉及土地的農民（居民）是怎樣補償受益的。”

農村宅基地是農民重要的財產。顏輝指出，目前在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買賣產權為70年的住房，在農村，多年來由于法律和政策的限制，農村居民宅基地，不能擔保、抵押、轉讓，連建房出租也難得到認可。“應落實物權法關于農村土地用益物權的規定，有關部門應抓緊提出具體試點方案，穩妥推進，給予農民更多支配處置的權利。”

顏輝還為農民進城落戶算了這樣一筆賬：“現在在城鎮務工的農民工，半數以上，特別是80后、90后的年輕人已與城鎮難以分割。但農民工變市民，并非一紙戶口變更那么簡單。在二三線城市，每落戶一人，公共設施費用增加約需10萬元，這僅是政府財政的投入。還涉及就業、住房、醫療、社保、教育等諸多費用，以每戶3－4口人計，沒有百萬元以上無法長久立足。”他說，這筆費用完全靠財政不可能支撐，既要增加農民務工所得，又要落實農民土地用益物權，保障農民合理的財產性收入。同時，要防止“用城市戶口換農民土地”這種剝奪方式。

顏輝說，國家要堅持“農地農用”限制政策，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具體到土地資源配置流轉，在符合條件、制度完善的情況下，可以發揮市場作用。讓農民真正擁有土地的用益物權，憑借土地增加收入、改變命運，才能逐步實現農民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