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文章，原題為《戰略學者眼中的“北京共識”》
“共識”的沖突
“北京共識”更強調的是創新和平等的發展，這兩條與“后華盛頓共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北京共識”多了一條“國防的自主”，保證獨立發展的戰略在國際上可能。
“后華盛頓共識”不僅“破”而且“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發展觀，即：“發展的目標不是，并且也不應該是純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準的可持續提高以及民主、公平的發展”。
社會生活中人們分別屬于不同的社交圈。今年1月份，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訪問了泰國，泰國總理他信告知，凡是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領導人，已經形成同屬“Class of 1997”(1997級)的共識。這所學校名叫“亞洲金融危機”學院，校長是國際金融組織，修業年限始于1997年，畢業日期參差不齊。顯然，大多數國家已經渡過金融危機，但是有些國家由于儲蓄率極低，正在忙于向IMF還借款，尚沒有實質性的超越。
無論處境如何，這些飽嘗“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影響的“1997級”學生們，在各自承受危機壓力與痛苦之后追問：“我們已經感受痛苦，但何時才能收獲？”同時開始反思資本市場全面開放與資本賬戶自由流動之弊端。泰國正在尋找公平發展的途徑，比如在金融領域制度創新，建立“人民銀行”——在全民范圍內推廣“小額貸款”，普遍化企業家精神；在馬來西亞，停止了資本賬戶的開放，重新進行控制。很多國家也都在作政策性的調整。
“1997級”深受“華盛頓共識”之苦，并完全倒向或者加入“后華盛頓共識”的批判陣營。在探索下一步發展道路選擇時，“北京共識”的載體———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華盛頓共識”的“三劍客”
“華盛頓共識”實際上只是華盛頓第15街、18街、19街的共識，并非是華盛頓所有人共同的認識，斯蒂格利茨這樣說。這三條街分別是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在地，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三劍客”。后期斯蒂格利茨故意將世界銀行從“三劍客”的行列拽出，是因為世行加入到對“華盛頓共識”批評者的隊伍中。
沒有人否認美國是“三劍客”的核心，而代表美國政府與IMF、世行打交道的正是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長才是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總裁”和“行長”的老板。
美國在IMF有17.469％的股份，在世界銀行有16.858％的股份，而最初成立時達到25％。“由于美國是兩個國際金融組織的最大股東，按照其投票決策機制，世行和IMF兩個機構作重要決策時，只要美國人反對就幾乎無法通過，而美國認可的決策基本就能推行。”前中國駐世界銀行執董辦顧問、現財政部官員王冰說。
顯然，美國財政部是這兩大機構作決策的基礎。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銀行做首席經濟學家任期未滿即退出，原因是“受不了”。熟知他的人認為，他的行為方式是典型的學者類型，非常獨立又直言不諱，美國財政部不喜歡這種方式。現任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任美國財長期間，“假如觀點不一致，直截了當打電話把世行行長叫到財政部訓斥一頓，從不爭論對與錯”，斯蒂格利茨說。依據不成文的規矩，通常世界銀行行長由美國人擔任，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事實上，與現實美國和歐洲的分歧相比，整個1990年代華盛頓“三劍客”渡過了長長的蜜月期。需要說明的是，“這與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密切相關，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英國出現私有化浪潮，‘撒切爾主義’與‘里根主義’是新自由主義兩個不同的版本，發展觀驚人地一致，前所未有地達到共識。”王冰說。正因如此，1990年代在世界銀行供職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政策清單，迅速成為“華盛頓共識”的標志性理論。
威廉姆森當時為了解決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和經濟發展問題，提出十條處理危機建議。比如，如果你要發展經濟，就要開放經濟、吸引更多外國投資、資本自由流動、私有化等等。令威廉姆森沒有想到這是，他的政策清單當時竟被應用到全球范圍內，不僅成為幫助那些國家吸引外資的完美指導，而且最終變成IMF對幾乎所有國家(包括拉美、亞洲、非洲)借款的條件，甚至包括像印度尼西亞和哈薩克斯坦這樣的國家。
通常，一個國家將要或者已經發生危機才向IMF借債。“歷史上中國只在1980年代初期向IMF借過一次錢，當時中國外匯儲備率很低，幾乎不能滿足三個月的進口需求。一般而言，發生危機的國家向IMF借債時，討價還價的能力很低，但是IMF的藥方卻很猛，只要借錢就必須按照他們的方案改革，誰來借錢都是這張藥方，無論是拉美國家還是亞洲或者非洲國家，一方吃遍天下。”王冰說。
“后華盛頓共識”的破與立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剛剛過去，對“華盛頓共識”提出的嚴厲批評首先來自于時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斯氏還形成了“后華盛頓共識概念”(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前不久，他在清華大學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其研究成果，將“華盛頓共識”的失敗之處一一揭示出來，似乎更像是清算。
●在1990年代，所有遵循了“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一系列經濟發展建議的國家都遭受了經濟打擊，比如東南亞經濟危機，也包括東歐的國家。到了2002年、2003年，“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失去了可信性。
●“華盛頓共識”的政策建議通常都“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是一無是處，在這種假定基礎上，在何種情況下何種政府干預是合適的，為進行有效干預，政府的制度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的意義何在，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和相應提出的政策建議都被反對。
●華盛頓共識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認識嚴重失誤，且把目光局限在過于狹隘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工具上。例如，技術不斷進步，市場并不能自發地實現效率，而這個動態過程恰恰是發展的關鍵問題，并且這其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問題，需要政府扮演重大角色，取得成功的東亞國家公認了這一角色，而“華盛頓共識”則沒有。
●雖然IMF說需要更大的安全網，但它卻未正視經濟不安全的因素———包括資本市場自由化。長久以來，資本市場自由化的負面效應日益凸現并且經驗也證明它不能促進經濟增長，但IMF還是繼續鼓吹自由化。IMF不去關注“華盛頓共識”的不足，而是一味指責發展中國家的不足。
●有人推測說，源于缺乏透明度(他們似乎忘了，世界上透明度最高的北歐國家最近也發生了一系列危機)，軟弱的金融機構應受譴責，但若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也能發現軟弱的金融機構，那么發展中國家還有什么可指望呢？由此看來，美妙的建議是空洞的，事后他們總可以找出出問題并且列出發展中國家應該做什么的長長清單。清單中的觀點自然是不錯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改善大有裨益———但人們逐漸明白：出于政治考慮而非經濟分析，才是“華盛頓共識”政策設計背后的關鍵。
斯蒂格利茨的上述觀點剛出現，約翰·威廉姆森立即回應：“當嚴肅的經濟學家攻擊‘華盛頓共識’時，世界都會普遍解釋說這位經濟學家應該有其理論依據，以反對教條式的宏觀政策、對市場的利用以及貿易自由化。”斯蒂格利茨的“理論依據”恰恰來自于他的實事求是與調查研究。
自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斯蒂格利茨到過許多國家，目睹了發展中國家前前后后的各種失敗———尤其是危機，從墨西哥危機，東亞危機，俄羅斯危機，到阿根廷危機。
在拉美，遵從“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危機連連，連被IMF評為A＋等級的阿根廷也未幸免于難。總體看，拉美國家改革之后隨之而來的是持續五年的人均收入下降。除此之外，這些國家的問題堆積如山：腐敗與私有化糾纏在一起，任壟斷力量發展的自然壟斷部門價格高居不下。
在非洲，輕信市場魔力的代價也同樣沉重而真實。例如，IMF強加的政策條件往往過于狹窄地集中在農產品價格自由化這一點上，而政策有效施行的先決條件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比如投入和產出機制、信用可獲得性和基礎設施(尤其是公路)；對靜態比較優勢的過分堅持導致了“組合謬誤”：一個國家擴大出口能獲益，但許多國家都增加出口只會導致價格的崩潰；金融部門的改革也過多著眼于讓市場決定利率，這其實導致了長期的高利率，但信用可獲得性并未得到改善。
斯蒂格利茨總結性地說：“實際上，‘華盛頓共識’是銀行家所夢想的發展條件，它與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并無直接關聯。到了最后，這一模式未能通過大多數國家的適應性基本測試。”他認為，若說華盛頓共識還有成果的話，那至少多數國家的普通公民至今還沒能享受到，像玻利維亞這樣的“華盛頓共識”的早期追隨者，這些改革只給國家帶來了更多風險，并未同時帶來國家迅速恢復的實力。
“后華盛頓共識”不僅“破”而且“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發展觀，即：“發展的目標不是，并且也不應該是純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準的可持續提高以及民主、公平的發展”。
正是基于此，斯蒂格利茨認為，第一，僅僅局限在“華盛頓公識”的框架內是不會出現成功發展戰略的，需要以重要和實質性的方式吸納發展中國家參與發展戰略的制定和討論；第二，“一刀切”的政策注定要失敗，在一個國家有效的政策用到另外國家未必管用；第三，經濟科學尚未能提供足夠的理論依據和經驗證據以就特定領域的政策達成廣泛共識，如果有一種共識正在浮現，那就是———各個國家可以自己試驗，自己判斷，去探索最適合自己的發展戰略，很難形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戰略，但仍有一些原則和工具可應用于各國。
“在探究每個問題時，我希望我們可以盡量避免引用陳詞濫調。這些流行觀點通常既未扎根于理論也非基于經驗，但卻長期主導著人們對這些領域的討論。”他總結性地強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