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載體的“北京共識”
“華盛頓共識”成為一種傲慢歷史終結的標志,步“后華盛頓共識”提出新的發展理念之后,“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引出一系列新的思想。不同點是,其作者,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今年38歲的雷默,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還是美國外交委員會成員、阿斯彭學會榮譽會員、美中年輕領導人論壇兩發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經濟論壇“明天的全球”領導人會議成員),以中國的案例描述了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正是對“后華盛頓共識”提出的所有發展中國家應該超越“華盛頓共識”理念的實證研究。
“中國的新發展方針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質量增長的愿望推動的。嚴格地講,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貿易這樣的傳統思想。它有足夠的靈活性,它幾乎不能成為一種理論。它不相信對每一個問題都采取統一的解決辦法。它的定義是銳意創新和試驗,積極地捍衛國家邊界和利益,越來越深思熟慮地積累不對稱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講求實際,又是意識形態,它反映了幾乎不區別理論與實踐的中國古代哲學觀。”雷默簡要地總結了他說解讀的“北京共識”的精髓。
“北京共識”的智力拼圖由三個組成部分:第一是創新。雷默認為,創新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決定的。改革過程中的任何變化,同時制造了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改革能否成功,完全取決于你能否以更快的速度去解決改革中產生的這些問題。
第二是公平發展。他說:“所有新的政策,其結果都具有不確定性,我們對于政策結果的好壞并沒有先知先覺的預知可能性。那么就需要用一系列新的手段來管理這些可能。比如以前只強調GDP的增長,現在則著重強調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增長的質量與公平發展。”
第三是國家主權。“華盛頓共識”只考慮了經濟發展的因素,但是現在放眼世界,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都要考慮怎樣保護自己,擔心其他國家干預自己國家內政。由于中國特定的歷史,中國人對于國家安全有獨特而強烈的意識。
“北京共識”更強調的是創新和平等的發展,這兩條與“后華盛頓共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北京共識”多了一條“國防的自主”,通過非對稱戰略的國防自主性,保證獨立發展的戰略在國際上可能。這正是“北京共識”的貢獻。
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認為,雷默“北京共識”的三個組成部分邏輯性非常清晰:
首先,中國的創新不僅局限在技術創新或者是吸收技術。另外重要的是,由于中國改革過程中會出現很多社會矛盾和問題,必須要不斷地調整,只有政策創新、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和改革所伴生的問題、矛盾在一定時間內相匹配,改革才能夠持續下去。
其次,中國的公平發展不僅僅是出于道德原因,因為創新、改革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雖然很多政策是創新,但是會有預想不到的后果,可能就會造成社會不公平的擴大,為了社會公平和穩定的發展,減少由改革所帶來不確定性的后果,公平、可持續的發展必定成為發展戰略內在的組成部分。
再者,非對稱國防,是指即不拖垮經濟,又能夠有效防御的國防。有國防的保證,又使國防的投入不至于拖垮經濟,才能保證前兩點的實施。
“后華盛頓共識”為全部發展中國家探索新的發展觀,而“北京共識”的載體則是中國,它總結了中國走向成功的發展模式,是客觀上中國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并不是中國主觀上希望改變。3月22日,在財政部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有限公司22日主辦的“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研討會”上,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的英國財政部副部長斯特恩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開放和發展對全球經濟產生深刻的影響,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2001年至2003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了西方七國集團之和。巴西駐華大使德卡斯特羅·內維斯也肯定了“中國因素的外部性”。2003年,巴西經濟增長率為零,如果沒有“中國因素”的影響,當年巴西經濟本來會下降0.8%。
兩個“共識”的影子
“共識”這個詞容易使人望詞生意,無論是“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如果說當前關于促進世界上窮國的發展還有什么共識的話,那就是:真正的共識根本不存在。”斯蒂格利茨再次強調說。
無論是斯蒂格利茨還是雷默都一致認為,在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中,只有兩個大國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來做,一個是中國,另一個是印度。
中國真的是個例外嗎?
中國學者的看法不同,他們肯定“北京共識”中對中國1997年以來發展模式的描述和下一步的目標,但不同意中國在“華盛頓共識”之外的提法,認為“中國既是‘華盛頓共識’的例內也是例外”,并提出“Two Shadows”(兩個影子)的概念,即“中國既有‘華盛頓共識’的影子,也有‘北京共識’的影子”。
盡管一位美國人送給中國一頂“北京共識”的帽子,并希望把他復制送給更多發展中國家,但是也有人否定“北京共識”的存在,其理由是中國有“華盛頓共識”的影子。
“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我們確實借鑒了不少‘華盛頓共識’的東西”。斯蒂格利茨將“華盛頓共識”概括為三條主要內容,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分析為:
第一,宏觀穩定。但局限在價格穩定,而忽視宏觀經濟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充分就業。
第二,貿易自由化。例如,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加速貿易自由化,大幅度減少關稅,取消非關稅貿易壁壘。
第三,民營化。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私營經濟迅速發展,目前已占經濟總量的1/3;此外,外資企業大規模進入中國。
顯然,“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一般原則均出現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所以,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得出結論:假定“華盛頓共識”有問題的話,它的部分問題并非在中國之外,而是在中國之內;“華盛頓共識”在一些國家失敗的經驗,在中國也存在。
如何判斷中國?汪暉認為在中國有“兩個影子”共存。他說,我們相當多地看到在直接復制和照搬“華盛頓共識”,拉美國家是失敗的,俄羅斯改革也是失敗的,中國在相當程度上也在走“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市場化、非公有化、全球化等等,并產生了一系列的后果。比如沿海與內地的差距、城鄉的分化、收入的分化、腐敗、生態危機等等問題,都在社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接著,他又分析到:好像還不完全是“華盛頓共識”。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那么多的國家開放資本市場可能比中國早,市場更健全,但是遇到外部危機就垮掉了。人們總是說中國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中國頂住了同樣的亞洲金融危機,也避免了本國危機。中國頂住的原因是什么?它本身又成為一個十分有爭議的命題。
他認為,不一定把“北京共識”看成是一個對現實的描繪。“中國既是‘華盛頓共識’的例內也是例外,既在其中,也在其外,這正是它的矛盾性”。汪暉說。